上海骑手被强装电子号牌 罚款和违规背后的困境是政策与平台的双面夹击

上海市交警强制骑手安装专用电子号牌，并以监控和罚款的方式惩罚骑手们频繁出现交通违规行为。然而，平台企业并未因此改变对骑手速度的要求。骑手本身并不想成为交通危险的根源，但平台单方面的控制驱使骑手们一直超速、违规、置自己及他人的性命于不顾。假如骑手们完全按照交通规定驾驶，他们将会因为超时运送而被平台罚款、甚至接不到订单；假如骑手不想被平台惩罚，那他们只能继续违规，然后被交警罚款。如果骑手们没有工会出面代表，就平台考核标准与企业和政府两边谈判，他们只能永远陷入这种双面夹击的窘境。

今年6月中，上海市交警发起了一场雷厉风行的清查整治行动“砺剑2023”，其中一项重点是针对外卖和快递骑手的电子牌照查牌。早于2021年底，上海市开始要求骑手使用内嵌芯片的专用电子号牌，并联动监控探头在路口对骑手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这次查牌行动的目标，便是检查骑手是否有装上号牌。网上流传的说法是，“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所有路口都有交警查牌。假如骑手没有装上电子号牌，查到一次会被罚款50元，第二次100元，第三次200元，到第四次就会被没收电动车。一时之间，很多早前没有装号牌的骑手被罚款，大量骑手要排队上牌。

2020年首三季，上海公共部查处了4.3万多起快递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事故方面，2020年该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道路交通事故423起，造成7人死亡，347人受伤。

面对大量快递外卖行业的交通事故，上海市交警强制骑手装用电子号牌，其实是通过监控和罚款的方式，限制骑手为了完成平台订单而频繁闯红灯、逆行等违规行为。这项政策确实收到一些成效。《澎湃新闻》报道，骑手因为监控而有所“收敛”，在部分监控严格的地区较少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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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劳工通讯长期观察，中国政府部门在工人问题上，经常会频繁“打补丁”式的修改劳动法律法规、层层设置的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和安全生产监察部门；或者是设立“安全生产月”、“欠薪政治行动”这种“运动式执法”来尝试解决问题，但是往往这些行动只有短暂的效力，难以解决深层次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说，“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坚决防止走过场、一阵风。”谈的就是这种半途而废的改革问题。

正如骑手们表示，要完全不违规地准时送餐十分困难。其实，无论是政府部门、交警、外卖员，还是其他行业的工人、消费者，所有人都知道驱使骑手违反交通规则的最大动力，是平台持续降低单价和针对超时严厉的罚款措施。骑手们如果彻底遵守交通规则，很大机会未能按时完成平台任务。这样平台算法将惩罚骑手，使他们不再获派更多单子。近年平台持续降价，迫使骑手提高送单量，假如被平台减派单量，工人收入将受严重打击。

平台的考核指标愈严格，骑手们交通违规的情况便愈严重。一名饿了么的骑手在网上说，4月时他的违规次数最多，“原因是团队各站点要准时率，每次送餐不能超过顾客期望值，将骑手往死里逼”。

受平台的规则驱使，大部分骑手都难逃罚款。据记者描述，一名蜂鸟骑手被罚了好几百块，另一名饿了么骑手则被抓拍到3次违规行为。骑手表示，“1单罚50元等于七八单白干”。《澎湃》记者采访的10多名受访骑手中，仅有一人表示自己没有违规，“零纪录”。有人更直言，“有的骑手一天能送上百单，平均下来每三四分钟就能完成一单，这个时间一定是来不及在路口等红灯的”。

骑手面临交管部门和平台的两面夹击

当前，政府部门对外卖企业单方面控制骑手的行径坐视不理，反而靠交警部门出来惩罚最末端的骑手，让骑手陷入“前后夹击”的窘境：如果完全按照交通规定驾驶，他们将因为超时被平台罚款；如果不想被平台罚款，那他们得违规，然后被交警罚款。这套没有出路的逻辑迫使骑手们为了生计，只能千方百计逃避交警的监控。有骑手专门走监控比较少的道路；有众包骑手不穿工服，乔装成一般电单车骑手，因此违规也可以逃避被记录后罚款；有些骑手索性暗地里破坏电子号牌的芯片，导致违规时不会被记录到个人。不过，骑手这些行为面临交警更大的执法力度：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已表示将增设监控探头，加大处罚，同时增加专用号牌元器件好坏的检查。

在交警和企业两面夹击的情况下，骑手们的处境非常艰难。CLB认为，上海市工会可以承担重要的角色：它们应带头跟外卖和快递企业进行谈判，要求企业改变罚款措施、放松考核指标，以及最起码保持单价不再下降。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谈判，能一定程度上纾缓骑手的工作压力，工人才有机会真正从自身安全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出发，遵守交通规则，不再交通违规，让政策发挥良性作用，绝对是一举两得。

工会和政府有联席会议制度 为何在罚款问题上失声？

另一方面，工会也有义务和政府部门，尤其是针对当下状况的交通管理部门协商。实际上，从工会方面的宣传内容可见，上海市总工会自2018年起已经和上海政府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在5次的联席会议中，上海市总工会提出3项加强对灵活就业群体关爱及权益保障力度的议案。而去年底，上海市总工会曾在会议上提议，“聚焦劳动报酬、支付办法、工作时间、奖惩制度等快递员群体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并将加盟企业的用工管理及劳动者权益维护一并纳入协商内容”。直到今年5月，上海市工会便表示逾4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扫码入会”，又指在沪全国百强互联网企业全部建立工会，以及未来五年将引导企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涉及职工权益的事项开展集体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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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对于上海的骑手来说，当下最需要协助的，就是处理来自交管部门惩罚和来自平台效益指标的不可调和的双重压力，这一个问题甚至已经进入了舆论场，但是工会方面即便做了这么多的协商工作，并作为仅有可以和政府部门商讨的工人代表，为何在这样一个行政类问题都难以协调解决呢？——要知道这问题根本不是CLB经常催促工会推动的，用工模式和劳动关系这种基础结构性问题，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完全是在工会“可控”的职责范围之内。

一个很经常的状况是，工会在面对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的时候，往往会主动“自我矮化”。政府有政令便执行跟从，不问是非也不问是否对工人有怎样的影响，导致庸政、懒政盛行。上海市工会的这种形式主义，就是用活动来配合宣传安全生产，而非直接解决让骑手暴露于危险的原因。今年5月31日，浦东新区总工会、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发起“安康杯”竞赛工作，主题是““车轮上的安全”，由快递、外卖、网约车等平台企业负责人、工会负责人、骑手代表等参加。实际上，这种比赛对改变骑手的工作情况一点作用都没有。比赛的内容则集中在交通安全培训、急救知识培训、知识竞赛、骑行比赛等，对政府管理问题和企业的责任只字不提。在骑手们对交警罚款的抱怨中，上海市工会仍然看不到有所作为。

修订外卖快递企业的罚款和核考问题，和政府在联席会议上进行实质性沟通，应该成为新成立工会的重要工作，也是决定工人是否重视工会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