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乐村女工：照顾、打工、被困与流离失所

11月18日上午，被转运进广州南沙体育馆方舱医院的一名女性在卫生间自缢身亡。患者之外，她是一名来自湖北的外来女工，与丈夫居住在广州本轮疫情防控最为严重的城中村之一。她曾在电子厂上班，后来与丈夫一起做服装生意，经营网店。夫妻二人皆感染新冠后，被分别转运到一南一北的南洲与从化，分别前，她将自己一直保管的银行卡，和老家孩子新买的衣服交给了丈夫。

正如本文作者Nellie Chu基于康乐村快销服装加工厂田野所描摹的外来女工一样，这名女性既是劳动力，也是照顾者，亲人是她牵挂的依托。11月17日下午，当她得知丈夫也确诊为新冠感染者后，心情变得非常低落，她对同乡说“过年老家也不想回老家了，留在广州，怕感染了这个病毒回老家被人说闲话”。牵挂已经转化为了防控下对疾病污名的害怕。分隔夫妻的方舱也无法构成能让她继续立足在广州的方寸。

本文揭示了这一惨剧中的女工恐怕并不是无力的受害者，而是在城乡、性别、家务、外来歧视、低薪和不稳定用工等多重结构性压迫下同时担负产业劳动和照顾劳动的主体。康乐村的女工们撑起了她们的家庭与家乡、全国服装年产量的近5%，和全球快销产业。她也曾能平衡在广州打工的“被困”和“流离失所”，直到这两个曾经对峙的维度在本轮防控下合二为一。

本文作者Nellie Chu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长期关注南中国城中村在跨国快销产业链里的位置，和其中的人、事、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她现在任教于杜克大学昆山分校。本文原标题为Jiagongchang Household Workshops as Marginal Hubs of Women’s Subcontracted Labour in Guangzhou, China，刊登于2019年《现代亚洲研究》杂志的第三期。由结绳志和社会学会社的朋友共同翻译，本推送为上半部分。

本文介绍了华南地区被称作“加工厂”的家庭作坊，这是一个汇集了外来女工情感劳动与产业劳动的边缘枢纽，这些劳动的背后是外来女工对远方亲人和家乡的牵挂。当外来务工人员与城中村逐渐被城市吞入，外来女工的社交和劳动所能依仗的只有临时的工作地点与不稳定的低薪生产模式。外来女工既是工厂里的工人也是照护者；她们未被回应的渴望表明了边缘枢纽如何在安置与流动的错位中产生，而当女工们试图弥合供应链中照护劳动与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时，这一错位逐渐升级。

一天下午，正当我闲步穿过广州服装工业区漆黑蜿蜒的小巷时，我发现了一本以外来务工女性为目标读者的社区杂志。它封面上身着白色长裙的年轻新娘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布满灰尘的店面地板上拾起这本静静地躺在一堆撕碎的布料、工业剪刀和线头上的杂志。它涉及了关于女性身心健康的各种话题，包括堕胎、约会与疾病。这份期刊由村委会经营的社区医院资助，并由一群想接触在这个区域服装生产工厂中的外来女工的志愿者广泛分发。

这篇杂志文章将外来女工作为分析对象，使用了关于渴望、尤其是强烈的单相思的词汇和表达，将外来女工置于作为妻子、母亲与女儿的家庭领域中。作者在非正式工厂劳工社区的读者场域内讨论女性的欲望，以在公共领域内塑造罗丽莎（Lisa Rofel）所说的“渴望的主体”。同时，这篇文章通过引发女性读者的情感共鸣，消解了基于性别与阶层的困境，以及外来女工在加剧的城乡不平等背景下所经历的情感消耗。它将女性工人（“打工妹”）指称为中国所谓“世界工厂”的中心力量，但同时对作为“世界工厂”基石的性别与阶层不平等结构隐而不谈。

正如潘毅（2005）所说，在中国始终廉价的劳动力里，女性的身体桥接了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从农村家中迁移到工厂的年轻女性，作为雇佣工人必须不断地与家庭协商其作为母亲，女儿与妻子身份的个人自主性。因此，将流动女性的欲望（desires）置于家人和家庭领域的文化作品，对于动员主要以华南工业区女性劳动力为基础的女性化、低薪劳动力至关重要。由此，女性 “牵挂”（qian gua）的境况提出了以下问题：陷于农村和城市的行政分类之间，在家庭与工厂领域紧密结合的国家日益扩大的非正式部门中，女性移工如何协商界定其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模糊边界?

本文介绍了中国“加工厂”（Jiagongchang）模式的家庭作坊（household workshops）。加工厂是外来女工情感和产业劳动的边缘枢纽（marginal hub），这一枢纽是由她们对远方的人与地的渴望所生产出来的。我所说的“边缘枢纽”是指跨国供应链中内部的排斥与剥夺发生的即时场域。低成本制造的外包、生活与生计的流离失所（displacement），这些都在推动低价商品的“及时”交付（just in time delivery）。女性移工在空间和主体上的双重流离失所产生了农村和城市空间、还有家庭和工厂在供应链上的联系。

作为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边缘枢纽，加工厂家庭作坊作为灵活生产的中间节点，长期以来是福特主义式（Fordist）“工厂”的替代品，由此跨国商品链与广州城中村的转型相互交织在一起。只有某些特定的任务，比如紧固按钮、缝制花饰、织物切割和染色，又或者给衣服贴上标签，会在加工厂里进行。客户，主要是转售服装到全球各地的二级市场的国内和跨国批发商，需要携带他们自己的服装样品和原材料，包括织物、装饰品和其它配件，到这些家庭工场里。反过来，这里的小工厂主（factory owner）会根据计件工资（piece-rate wage）一次雇佣多达五到八名临时工人，以满足这些生产要求。

比加工厂更中心化的是“总包”（turnkey）工厂。总包工厂的大多数服装生产过程都发生在特定的地点。与之相比，加工厂支持的是广州及周边更大、更集中的工厂的外包劳动力和生产力。工厂主为客户提供服装装配的补充“服务”，它们只满足低批量（low-volume）和短期（short-run）的生产订单，而不是以自己的品牌或标签设计和生产服装。作为低成本快销时尚商品链的中介点，加工厂也被翻译为“附加劳动的工厂”。通常，行业参与者通俗地将服装制造的装配阶段称为“美工”（meigong）或“收尾工作”（tail-end work）。这里的工资只是大工厂工资的零头。

与这一术语可能暗示的看似边缘角色相反，加工厂对促进服装大规模生产的复杂与碎片化的过程至关重要。这些家庭工厂已经成为低成本服装跨国供应链的情感和产业劳动分包的卫星枢纽（satellite hub）。这是主体错位的场域，外来女工的情感劳动和产业劳动被部分纳入城市肌理中。但为了给低价商品的供应链提供便利，这些外来女工又同时被剥夺劳动的所有权。外来女工的流离失所与南中国的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这些互相交织而并不平等的进程都汇聚在广州的加工厂家庭作坊里。

作为整个供应链中女性情感劳动和产业劳动的边缘枢纽，“加工厂”家庭作坊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低工资劳动链，同时剥夺她们体面的工作条件、稳定的生活工资和对国家福利的合法要求，然后当她们衰老和疲惫的身体不适合从事低工资产业劳动时，就把她们驱逐出境。“加工厂”只是部分地纳入了城乡主体性、家庭/工厂关系和生产/再生产的情感场所，因此它们并不完全属于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女性外来务工者必须就这些融合空间的相互冲突的要求进行协商。外来女工出入于照护职责和产业劳动，在车间从事临时缝纫计件工作。短期和灵活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在工厂的创收劳动与照护义务之间取得平衡。

正如我所展示的，外来女工关于母性渴望（或称“牵挂”）的叙述揭示了流动和安置的矛盾条件，外来女工努力实现其作为母亲、妻子和女儿身份的生活目标，虽然她们的不稳定的生计使她们无法全然满意地完成这些角色。她们对母职渴望的表达，显示了家庭作坊是如何在外来女工所处地家庭生活和生计的重叠空间和主观错位中产生的。当家庭关系由于流动、贫困和雇佣劳动的压力而变得紧张时，外来女工试图一起理解这些意外时刻。以流动移动人口的集体身份，她们在农村和城市分类之间漂移，形成了一条共同的线程，她们通过这个线程集体分享着彼此的个人困苦、结构性不平等和贫困的故事。她们对农村家庭的碎片化记忆，也成为农民工表达自己性别渴望和怀念过去的平台。

正如当代中国的研究者和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无证流动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流离失所群体之一。通过对中国国内外移民的分析，一些中国人类学家认为不应仅仅从身体流动的角度来理解流离失所（displacement）。相反，安置（emplacement）或 “被困”（stuck in place）的感觉渗透在中国移民的身体流动体验中。这些体验的背后是排外主义和“他者化”的政治。被排外，被视作“他者”，这让流离失所者在主观上感到被监禁了。这些流动和流离失所的吊诡维度迫使人们感到被压迫和“格格不入”。

例如，朱苑瑜（Julie Chu）在对海外福建移民的研究里，就展示了一些村民往返故乡的旅行如何加剧了那些缺乏出国手段和机会的人的移民愿望。她认为，移民的认同与移民抵达目的地后的社会归属感必须与留在移出地的人的“被困”（emplacement）感一起理解。这样的思考揭示了欲望和归属感更广泛的地理学，超越了跨国边界和“本地”假设的约束。同时，萧凤霞（Helen Siu）在她对居住在广州城中村的农村居民的研究中认为，安置是人们流离失所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流离失所不应仅仅等同于身体上的流动，而应等同于文化形式上的排外，以及稳定的情感维度。

关于人口流动和迁徙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深入研究了移民（migrants）既受安置（emplacement）、又在流动（mobility）的矛盾状况，而我想深化这些分析。我认为广州家庭作坊的不稳定劳动（precarious labour），恰恰依赖于女性流动劳工（female migrant workers）对自身流离失所（displacement）和作为产业工人和家庭照护者的“被困”两种心态进行的协调。女工们对“牵挂”（渴望）的表达，传达了她们既僵止（immobility）又流离失所的矛盾状况。她们对僵止的感知迫使她们在工业车间内追寻生活的长期轨迹，如成为母亲、妻子和看护者等。虽然她们在作为流动工人的生活过程中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流动，但她们仍然觉得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抱负。因此，流动女性的斗争挑战了将生产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分开的二分法，因为她们肩负着工厂里计件工作和照顾家庭的双重负担。

我从2010年起开始对低成本快销时尚产业进行民族志研究。我在此讲述的在非正式家庭作坊中当临时工的工厂女性的故事，便来自于我对在其中对广州服装区加工厂进行的案例研究。她们的故事展示了外来劳工对母职渴望（maternal longing）的表达方式，以及这些表达是如何使家庭作坊式加工厂成为广州低价服装供应链中女性低薪和非正式劳动的边缘枢纽的。她们必须不断在农村/城市、家庭/工厂和再生产/生产性劳动的空间之间建立联系，而这便产生了她们母职渴望和流动离迁的条件。她们作为产业工人和家庭照护者平衡这些紧张关系的努力，导致她们无法感到自己满足了自身的愿望和义务。

在下文中，我首先对在广州城中村中农村和城市的空间夹缝中出现的加工厂家庭作坊进行了历史定位。然后，我追溯了母职渴望如何在低成本快销时尚的供应链中成为了一种非正式生产的力量，特别是在工人之间以及和老板的关系动态中。外来女工对母职渴望的表达，显示了她们在家政公司的工作如何模糊了曾经界定农村/城市、家庭/工厂、再生产/生产性劳动以及老板/雇员关系的二分法。随着农民工和城中村逐渐融入城市结构，加工厂的临时场所和不稳定的低薪生产形式成为了构建社会性（sociality）和进行劳动的零散和临时资源。流动女性作为工厂工人和照护者未被回应的渴望，表明了广州低成本服装供应链上的边缘枢纽如何在安置与流动的错位而产生的，而当女工们试图弥合供应链中照护劳动与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时，这一错位加剧。

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改革，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日渐提升。这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大量跨国公司将劳务和生产加工外包到环太平洋地区的时代条件。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引发结构性的农村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解离。事实上，如果没有数量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包括那些从三四线城市或农村流动到城市和其他生产中心的女工，中国的私营企业的扩张和柔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的扩大是难以实现的。

户口制度是毛主义式的人口控制政策。户口制度下，大多数城市新移民都是无证的城市居民，被排除在政府提供的福利（包括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权利之外。户口制度下的农村居民，只要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即使没有城市居住许可证，也能被城市接纳。因而出现了成千上万被剥夺了土地，同时被排除在国家福利和法律保护外的流动人口。他们在工厂出卖劳动力，前景充满着不确定。流动人口中，外来女工们面临着向原生家庭寄钱的义务，同时应对城市生活成本提高的压力。这使得外来女工尤其依赖低薪工作。她们必须同时努力赚钱和照顾家庭，在完成家务劳动和兼顾低收入的工业或服务业劳务中维持着艰难平衡。

广州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sector）试图通过在小家庭作坊内组织低成本生产的加工流水线来利用这些女性外来工的劳动力。隐藏于城市的缝隙里，这些密集、矮小的工厂，仓库和公寓楼的集聚在广州的东南角。在这里，数千名来自中国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棚屋式的车库、小家庭作坊和废弃祠堂里工作。他们为全球商品链服务，生产低成本时尚服装和配饰。在这个由狭小空间和扭曲小巷组成的混凝土迷宫里，存在着200多家家庭作坊（加工厂），他们的生产能够占全国服装年产量的近5%。这些加工厂的老板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东莞和深圳打工赚钱的中国第一代打工者。这些前“打工仔”以他们的积蓄和经验技能为基础，抓住风口浪尖，一跃成为个体户和企业家。这些加工厂使用被淘汰的二手机器，应用工厂式的人工手工劳动和大规模制造，以支撑更大、更密集的服装厂的“赶工制”生产。以“小批量计件和手工劳动”为长，加工厂支撑起世界低成本快销时尚行业特有的风格快速轮转。

更广泛的意义而言，加工厂是广州城中村的显著特征，。加工厂集聚于构成广州服装生产批发商圈的城中村内。在历史发展历程中，城中村从城乡、家庭与工厂，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之间的的间隙中生长、壮大。目前，珠三角周边地区的城中村，构成了广州服装生产批发市场，提供了廉租房和大规模的工厂社区，同时也是农民工抵达深圳、东莞和广州等大都市后的重要落脚点。行政上，城中村不再是属于农村地区，但根据户口制度，城中村的居民和周边的基础设施也不完全属于城市。作为曾隐没在城市阴影下的农村，城中村是过去三十年来无节制城市化的结果。城市扩张实际上阻断了这些独特的社区发展的可能性，只是把它们整合为“城市森林”的从属。与国有土地上建造的城市街区不同，这些土地的行政使用权还掌握在该地区村集体的成员手上。

“加工厂”在广州城中村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普遍低薪而无监管的劳动（unregulated labour）。自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农业用地被去集体化并重新分配给个体家庭，周边城中村的快速工业化与来自农村的无证流动人口（undocumented migrants）的涌入交织在一起。在这里，很少有工厂主、批发商和临时工遵守有执行力的合同。20世纪90年代，村民建造了公寓，并将住宅和商业空间出租给无证流动人口，而该人群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市政府的管辖范围。这些曾经的村民迅速成为富有的地主，同时又保留了农民的行政地位。进一步地，以港台服装批发商和工厂主为主的外资流入，促进了这些小型家庭工厂在这一地区的扩散。尽管这些城中村在行政上已经于1986年被由当地的新滘社区移交至广州市城市管理局，但那里的多数经济事务仍由当地村集体根据其居住区的具体情况进行管理。

从历史上看，“加工厂”式的装配工厂是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萨贝尔（Charles Sabel）（1984）所描述的“第二次产业分工”（second industrial divide）的例证，这一历史时期的标志是环太平洋地区富于进取的小型公司的发展。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各地，小型家庭作坊的所谓回归，以柔性量产（flexible mass manufacture）的形式为特点，取代了沿垂直整合生产线组织起来的福特式大规模组装工厂。这场产业转型源于影响全球经济的社会政治危机，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它为大批量生产开辟了创新的替代方案，通过连接小而分散的公司，来满足跨国公司对快速交付低成本商品的要求。这些利用亲属关系和手工艺生产的小公司被调动起来，推动了跨国公司劳动力和制造能力的跨国外包。

自1980年代初皮奥里和萨贝尔的书出版以来，女性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均已进一步升级，并创造出情感和物质的锚点，将人口流动网络（migration networks）与世界低成本商品的供应链联系起来。具体来说，家庭中的母亲、姐妹和女儿向城市的迁徙，构成了一条将面向城市的迁移活动与面向农村的亲属关系网联系起来的通路。事实上，过去30年，在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和整个全球南方的其他地区，对流动女性无偿劳动的榨取被强化了，并直接支撑着跨国公司跨国外包的做法。正如联合国在2007年所报告的那样，全球南方女性通过她们的分包工作和在家庭中承担的无偿劳动，驱动和支持了世界经济中的许多非正规经济（informal sectors）。女性既负责全球劳动力的再生产，又要在物质和情感上照顾家庭，这种双重负担凸显了她们为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多样方式。简而言之，全球供应链在许多方面都是性别化和代际化的。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流动女性用身体完成了家庭情感方面的再生产，而这是家庭作坊内低成本生产的关键力量。正如邓恩（Elizabeth Dunn）（2004）在她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那样，波兰工厂女工通过各种喂养方式强化了她们在车间里作为母亲的角色。同样地，在广州，流动女性作为主要照顾者的角色也在家庭工厂内发挥作用，妇女们经常通过为对方分担包括做饭、洗衣和照料孩子在内的家务来互相帮助。在特别疲累的工作日，女工厂主会为其雇佣的工人提供晚餐，通常是炒菜和肉配上白米饭。当年轻的母亲带着她们蹒跚学步的孩子来到工厂，而不是寻找日托所时，女工们会照看彼此的孩子，让他们远离工厂周围的小危险，或分散他们对单调工作日的注意力。

尽管工人们倾向于按照家乡和语言上的联系来社交，但女性通过分享母职和家庭生活的故事弥合了地区差异。在一些流动工人生活和工作的“加工厂”里，流水线在狭窄的区域内被组织起来，使得女工们在缝纫机上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可以分享她们个人生活的细节。她们的交谈通常会促使亲密友谊的形成，包括在工厂工作场所之外一起购物和用餐。女工厂主经常和女工们一起在缝纫机上工作，这拉近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情感距离。她们的关系表明，在工厂的工业环境下，表达关怀（关怀）往往属于女性的领域。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曾遇到工厂女工相互倾诉自己在个人生活中遭遇的问题，并给予对方帮助。她们表达对彼此的关心和欣赏，并因此建立起融洽的关系。简而言之，在柔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的背景下，她们参与到对彼此的性别化照护（gendered care）工作中。正因如此，“加工厂”的日常运作依赖于这些流动女性的照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