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看劳工NGO的十年衰变：全面服务化、遭遇与遗憾

从数据看劳工NGO的十年衰变：全面服务化、遭遇与遗憾

核心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劳工非政府组织（NGO）经历了显著的转变，维权与面向工人活动方式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服务项目。由于国家对于劳工NGO的打压、政府购买服务的引入以及企业公益投资的增加，劳工NGO的整体动能、曝光度和影响力远不如十年前。本文分析了新旧劳工NGO在服务对象、行动方式及自我定位上的差异，揭示了背后国家、资本力量的介入，并反思了这段历史经验的遗失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关键词：劳工NGO、维权、公益服务、劳工机构、公民社会

作者：妙脆角、鱿鱼丝、水波蛋

编辑：CF

*本文为“解读劳动”数据新闻营成果作品

劳工NGO（劳工非政府组织，也称劳工机构）似乎是一个逐渐远去的概念。曾经协助工人维权的珠三角劳工机构一间间被关停，在北京皮村诞生的“新工人乐团”改名为“谷仓乐队”，全国唯一一家打工人自己创建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也关闭了……虽然仍有少数老牌机构坚持了下来，也有许多新的社工机构以“关注农民工/流动人口”的名义陆续成立，但劳工NGO的整体动能、曝光度和影响却远不若10年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着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 劳工NGO是什么？它们已经完全消失了吗？

- 在过去10年间，新旧劳工NGO在服务对象、行动方式、目标等方面有什么样的差别？

- 劳工NGO的转变背后发生了什么？回看这段历史，我们怎么理解它？

劳工NGO是谁？它们在哪里？

NGO是英文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是独立于国家政府、通常非营利性、非商业化的团体组织的总称。在国内的语境下，NGO也常被用“公益组织”来指代。NGO在中国的发展开始于1990年代，早期是“自然之友”等关注自然环境保护的机构。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办，一批民间女性NGO陆续成立，包括1996年在北京成立的打工妹之家。珠三角地区的第一家劳工NGO则是1998年成立于广州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

顾名思义，劳工NGO关注工人、劳动者。但因为国内改革开放的特殊历史脉络，这里的工人并非指全部受雇佣劳动者，而更通常是从乡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基层蓝领劳动者，也被称为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流动人口。这也体现在劳工NGO的空间分布上，北京和珠三角制造业基地是最集中的两个省级区域。

这导致劳工NGO的关注焦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工人组织有一些差异：一方面，国企、集体企业的职工、城市白领不被纳入劳工NGO的关注范围。另一方面，许多劳工NGO关注工人的同时也扩及关注人口背后衍生的社会问题，包括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许多时候，劳工和流动人口议题紧密关联，难以切分。因此，在本篇文章的探讨范围中，我们将劳工NGO视为关注工人或流动人口议题的民间组织，后文的分析皆建立在此基础上。

新旧劳工/流动人口NGO的对比：全面服务化、“无害化”

2014-2016年是劳工NGO领域急剧变动的时期，这段时间内，大量劳工NGO成员遭到逮捕或黑社会袭击。2016年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更导致许多劳工NGO的资金来源遭到切断。而同一时间，也有大量新的以关注“工人”或“流动人口”为名义的社工机构、社区组织成立。我们以2014为分界线，将劳工/流动人口NGO粗略切分新旧，进行对比，考察它们的差异。因为在这一年，政府开始明确调查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大量劳工NGO开始被限制、打压，显示出国家态度的明确转变（来源）。

我们分别收集了成立于2014年前、后各57家劳工NGO的信息，将服务对象划分为广义流动人口、伤病残障工人、流动儿童、女工、留守儿童、老人和广义工人/农民工七类。根据网络上的公开资料，如机构网站介绍、新闻报道和社交账号发布内容，我们通过人工判断统计出了新旧NGO的服务对象占比。数据显示，中国新旧NGO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明显转变。例如在旧NGO中，有56.5%的服务对象为广义工人/农民工，而在新NGO中，这一比例下降至19.3%。在新成立的劳工NGO中，“劳工”这一属性有明显的被模糊化趋势，转而代之的是公益、宽泛的属性。

同样，新旧NGO在活动方式上也有明显转变。组织进行法律咨询、维权倡议以及培训教育的NGO占比大幅下降，而服务导向的NGO占比有明显上升。种种迹象表明了中国在2014年之后新成立的劳工NGO的“无害化”倾向。

话语的流动：从争取尊严转向关怀弱势

劳工NGO的转变，除了关注对象和行动方式的变化外，其自我定位、自我表述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面向。以下，我们摘取了旧劳工NGO与新劳工NGO中涉及组织自我定位、目标的话语进行对比。其中可以明显看出，旧劳工NGO更多会涉及工人权益、劳动尊严、争取更好的生活。而新劳工NGO的话语中，工人只是被包裹成了需要被协助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是需要体恤、关怀的弱势对象。

这样的话语转变不只发生在不同的劳工NGO之间。即使是旧劳工NGO，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表述也会变化。我们选择了四家旧劳工NGO，比较其在2014年之前及其后的语言变化，文本内容来自其主要成员接受媒体采访或社交媒体账户上的发言。趋势也是相同的，主动介入、鼓励工人维权转向了公益、志愿、甚至协办公司活动。当然，这个对比可能不意味着组织内的成员也同意这样的变化，这些呈现结果也牵涉到言论审查、申请项目经费等考量。

衰变背后，劳工NGO的遭遇与遗憾

劳工/流动人口NGO之所以呈现出无害化、服务化，变得更“去劳动议题化”，并非是组织自然选择的结果，更多的是来自外力的挤压，尤其是国家力量的介入。以下，我们整理了从2012年开始，直到2023年对劳工NGO的一系列的打压、限制。这个时间轴也并不完整，许多小型机构遭遇的黑帮骚扰、警方约谈是难以被完整记录的。

2012年开始，针对劳工NGO的骚扰便初见端倪，在2015年后出现了更快速的激化，并开始将争取权利的劳工活动入罪。没有直接被逮捕、拘留或面临刑事指控的许多劳工组织也被关停，从事权利活动的劳工NGO及其活动者所面临的风险剧增。在此之后，有明确维权色彩、有意识介入培养工人领导力、或组织工人的劳工NGO活动逐渐式微。这些NGO明确的、政治化和集体性的自我表述也慢慢消逝。

除了国家力量的打压，其它拉力也不容小觑。这些拉力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政府部门，在《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通过的同一时期，“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替代性的资金来源成为主流。妇联、工会甚至社会局都在此时期内成立了具有连带关系的“民间机构”，用于分享政府财源。当然，当资金来源转向政府时，相应的考核、审查也自然会将NGO导向不敏感领域。过去曾有维权历史的劳工NGO即使想要申请政府经费，也会在过程中遭遇更多门槛。

另一部分的拉力来自民间企业界对公益领域的关注，腾讯自2015年开始的99公益日就是其中典型。它意味着企业也开始将公益当做一个宣传、投资的新领域。这也符合许多国内民营企业开始正式化、国际化的大趋势，在此趋势下它们需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投注于公益领域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企业的资金回到公共领域本身不是坏事，但这也意味着关注重点会从劳工NGO原本在意的人群变成了企业本身的偏好。而一些企业管理方法也在同时期进入包括劳工NGO在内的公益组织，将其从民间组织变成类似小型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也会影响其关怀和行动方法。

因此，从结果上看，劳工NGO的定位从主动介入、动员组织工人并关注工人主体性，转变为提供服务、福利、救济，弱化工人能动性，甚至强调“奉献”、“慈善”。

无论其背后原因如何，这一转变都令人遗憾。而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失去的不只是数十个关注工人权益的机构，还是一系列与工人协作、行动的组织方法与经验。中国劳工通讯曾进行过分析，劳工NGO曾与工人的集体行动关联密切，将工人的利益认同转变为对集体行动的价值认同。这一时期有部分劳工圈活动者在“公民社会”的语境下推广了特定的集体谈判和工人代表制度，并且尝试形成网络，在更大范围内凝聚工人斗争，并把不同场所和行业的工人凝聚起来，但这些尝试在镇压后已经不复存在（参考Wen的文章）。

而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态度在2014年前后有这样的转变，从容许维权型劳工NGO的存在转向彻底的排除、改造？许多人认为这是国家领导人变更带来的影响。但研究者Wen认为，这一变化不容如此简单归因。其实劳工NGO本就处于模糊地带，政府早在2000年初期就已经排斥权力话语，只是当时没有变成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排斥。但是随着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经济危机之后刺激措施的收益减少，统治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国家也随之撤回了对劳工权利保护的支持。对劳工NGO的打压并不是孤立事件，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至今，国内再无对工人权利的重大保障改善。

当国家开始打压工人、打压劳工NGO，这个曾经囊括了工人、知识分子、机构活动人士的活跃网络也随之快速崩解。除了对国家行为的批判，我们或许还可以想想：如何发展更坚实的、有群众组织基础的网络，如何参考劳工NGO蓬勃时期的经验，如何让来自工人、与工人同行的力量真正转化为群众组织？

数据说明： 本文中采用的数据来源于NGO20MAP和中国发展简报中的NGO条目。我们采用网络爬虫和人工筛选相结合的方法从中挑选出了一共57家与劳工相关的NGO；当NGO相关描述中提到以下词汇时，我们将其收录：劳工、工人、工资、工时、工会、工厂、工地、农民工、民工、女工、流动人口。NGO的地点、注册时间、简介等信息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从网页文字中提取。而活动方式、服务对象是根据其简介通过人工分类得到；相关话语信息是从其社交网络账号中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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