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万飞奔的外卖员，在这个人间不断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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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这个选题是2020年的大年初三，武汉“封城”的第五天。当时广州是疫情比较严重的一个城市，我们家视野很空旷，往下看街道空空荡荡，人都封在家里，能够看到的就是穿着蓝色、黄色工装的外卖员。

于是我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一直到2022年的二月份，我的书稿才全部完成，采访了浙江、广东、北京、湖北、江西等地的100多位外卖员。

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摄影师，所以特意选在湖北美术学院附近当外卖员，一边送餐，一边去大学听课，赚到钱了，就去买昂贵的摄影设备。

“520”那天，她送了一天的玫瑰花，但一点也不嫉妒收到玫瑰的人，她更喜欢老公送的礼物——一辆座椅宽大的新电动车。

他一直记得一句电影的台词：“穷就是你的错。”小时候上学，他没有书包，拎的是一个装大米的编织袋，一直等到初二辍学了，都没盼来书包。所以他那么搏命，搏命到一天跑七八十单，累得连饭都吃不下，犯恶心，只能喝水。

他是上海土著，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前在事业单位上了六年班，后来选择离开。抱着要做管理岗的想法开始送外卖，两个半月就成了“明星骑手”，四个月成小队长，第二年当了站长，现在是上海城市经理。

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被判断是一级智力残疾，30岁才有了人生第一份工作：送外卖。有人听说了他的故事，要给他捐钱，他都拒绝了：“要你们的（钱），那还要我干什么。”

他说，送了两个月外卖，把31年没说的“对不起”都补上了。有一次客人地址写错了，他好心提醒，对方说：“你是不是想跟我要钱。”从那出来之后，他一个人在马路伢子边自我疗伤疗了好久。

河南人喜欢抱团，胡超超一个人做外卖，最后把全村的人都带过来了，让他们赶快来赚钱。他们不是亲戚就是发小，都住在一起。送外卖时互相帮衬，没事就聚在一起煮饭、聊天、打牌。

他是一个拆二代，因为想要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就当起了外卖员，一到暴雨恶劣天气，其他外卖员都不想出去，他就会出来跑单。但当平台有补贴，大家都希望多跑的时候，他就会让给别人去跑。

左腿萎缩，从家乡出来后流浪了十几年，当过乞丐，捡过垃圾，最后在杭州成为外卖员。

在他眼里，商家和顾客愿意把餐食交给自己，代表了对自己的信任。天冷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冲锋衣内胆脱下来，把餐盒包起来，怕它凉了。他说，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儿子患了尿毒症，她跑了5年外卖，骑行13万公里，最终赚了30万，给儿子换了肾。

妹妹患了白血病，她放弃了考研，当外卖员给妹妹赚医药费。她给妹妹讲欧·亨利的小说《最后一片叶子》，鼓励她要振作起来。

钱是赚不完的，但是一家人要在一起。老婆和女儿在老家留守，他每到腊月二十二准时回家过年。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他回老家待了三个月伺候月子。2021年，老婆和孩子执意来到杭州，黄远义就会早点下班，回家陪她们。

单亲爸爸，出过事故，右手被绞进机器里残了。为了养活女儿，2018年当了骑手，送外卖的时候都要带着女儿。

三兄弟同住2100元的宿舍，把钥匙放在门缝里，谁回家谁取。他们的终极梦想是开个饭店。

过去我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外卖是一个简单机械的工作，门槛比较低，只是一个求生的手段。

但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其实寄托了很多的东西在里边。

我最早也是新闻记者出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做过最艰难的采访。

因为外卖这行业和别的不一样，他的收入是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我这人有时候挺烦的，没完没了地纠缠他们。

我也会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跑单的高峰时期一般是上午的10:45到中午的13:45，晚上的5:00到7:30。我都会避开这个时间段，宁可多跑两趟，也不要让他们太辛苦。如果采访的时间长了，我也会支付他们一些“误工费”。

有时候我是守在大街上，或者蹲守在大商圈，跟等着接单的外卖员搭讪。或者在下雨天点份外卖，等外卖员送到了，趁他等电梯的间歇，随便跟他聊几句雨天送外卖的感受。

也有人觉得你做的事是有意义的，愿意帮助你。外卖员说是每天在跟人打交道，但是没有人真的了解他们。他们把餐递过去，说“祝你用餐愉快”，对方接了，门“砰”地一声就关掉了。有的说“你挂在门口，不要打我的电话”，人都看不到。

这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出现，愿意倾听他们，了解他们的内心，其实他们也有这种需要。

有时候我会租辆电动车，从早晨7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跟踪他们取餐送餐。只要能接触到他的家人、亲友和同事，我都是不遗余力地去采访。哪怕只是在电话中听他们讲一两句话，感受一下语气、语调都好。

如果足够幸运，能够获取外卖员的信任，他们就会把家门向你打开。因为他们住得不是太好，家里也没有人打理，很多人自尊心是非常强的，他们不愿意展示这一面。

宋北京是为数不多邀请我去家里的。他们三兄弟都在杭州送外卖，住的是群租房里的一个房间。他们把钥匙藏在窗户缝里，这三兄弟谁回来谁拿。也不是从单元楼的大门进去的，是从阳台的门进去的。

那个出租屋已经被隔得看不出原来几室几厅了，他们的房间最大，每个月租金2100元。

房间里都是男人的味道，特别乱，地上乱七八糟放着外卖箱、电饭煲、啤酒箱，床头柜上堆满了保温杯、剃须刀、挂面，茶几上有没洗的碗筷和酒杯，到处都是杂物，坐都没地方坐。

我正采访的时候，老大宋远行和老二宋远杰回来了。他们俩进门就开始做饭，两个人一个洗菜，一个切菜，配合得特别好。

哥俩特别有意思，个头差不多，都穿着饿了么的短袖T恤，一个后背上写着“知道网商银行了么，很多饿了么小店靠它开新店。”另一个是“困了么，上饿了么点咖啡下午茶。”

像这些内容，我在写作过程中自己是很得意的，全部来自于贴身的观察。如果他们不信任你，这种生活的场景你看不到。

外卖员也是可以升职的，但是多数人其实没有升迁的想法，更在意赚了多少钱。

比如我采访的“牛人老曹”，他白天在写字楼做专星送，晚上跑饿了么，每个月至少赚1.5万，已经买了两套房，买咖啡的白领都不见得比他赚得多。

我很多采访都是选在星巴克，有的外卖员看到服务员递过来的小票，说这么贵。但是老曹就不一样，他是主动选择了星巴克，自己就把点单什么的搞定了。

我特别喜欢他和我说的这句话：“有人问我，你送外卖不感觉丢人吗？我说我送外卖怎么了，我又没偷人家、抢人家、坑人家的，我靠自己的劳动去赚钱，有什么丢人的，为什么丢人？我现在送外卖，不说别的，我屁股下面两套房了。”

我这一段文字全部整理自录音，没有一个字的修改，那种对自己处境的满意和得意，每次跟别人重复他这句话，我都觉得特别扬眉吐气。

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别的梦想和爱好。比如在横店就有一些横漂，平时是群演，兼职送外卖。也有脱口秀演员兼职送外卖，把送外卖的经历编成段子。

“外卖诗人”王计兵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他是开杂货店的，隔壁就是一个外卖的站点。他有天过去凑热闹说这个东西怎么弄，人家就帮他注册了一个。注册完他不小心一点，一个单就冒出来了，别人告诉他如果不跑就要罚钱，然后他就去跑了。

他一开始也没把这当正事儿，就是觉得整天守着杂货店有点无聊，出来跑跑挺开心的，还有钱赚。

同时王计兵是一个非常痴迷写作的人，原来写过小说，也写过诗，但没有发表。跑外卖的过程中，他相当于有了更多的生活体验。那些偏僻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人接，他就去跑，他认为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有助于自己写诗。

有一天突然下暴雨，他正好手里没单，到桥下避雨，看到有一位饿了么小哥冒着雨骑行，他就写了一首诗：

王计兵做外卖以后，他的诗才开始发表。现在他已经53岁了，还在送外卖，每天坚持干12个小时。

他有一句话也是非常打动我，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很难进入别人的家庭，但做外卖就不一样，哪怕客人只把门开一条缝，或者你隔着门听到他家的争吵，都会成为创作的素材。

整个外卖群体里，女外卖员只占到10%左右，我对她们天然会有特别的关注。

出来做外卖员的女性，很多家里都是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天津和山东的两位母亲，她们的孩子得了恶性肿瘤，为给孩子治病选择了做外卖。

也有的是为了供孩子读书。我采访过一位女外卖员，丈夫出了车祸，原来是开鲜花店的，生意不景气，儿子中考报错志愿，进了贵族学校，每学期的学费要几万元。为了供孩子读书，她改做了外卖。

还有人是看中了送外卖时间灵活。为了方便接送读小学的孩子，辞了职，利用小孩上学的时间去送外卖。

我印象很深的是深圳的一个外卖员刘海燕，她以前是养猪的，后来碰到猪瘟，猪全死了，欠了几十万的外债。为了还钱，她就和丈夫一起到深圳赚钱。

我采访她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个来投奔她的小姑娘良菊。良菊是四川的一位瑜伽教练，疫情之后练瑜伽的人少了，她正好看到刘海燕的视频号，就想跟着她送外卖。

刘海燕的站点里两三百个外卖员，加上良菊只有5个女性。站点没有女生宿舍，女外卖员只能自己租房子。她们也很照顾彼此，良菊在城中村里迷路了，打电话给刘海燕求助，刘海燕就赶过去接她，晚上还带她回自己家吃饭。

如果遇到大型小区，有好几个门的，她会利用休息时间，把里边全跑一遍，然后制作一个小区地图出来，发在站点的群里，供大家使用。

你会发现，这些女性外卖员往往比男性更坚韧，更吃苦耐劳。刘海燕的业绩在整个站点都是前十的。我采访的有那么两三个女外卖员，她们的丈夫也在做外卖，都跑不过她们。

她们很少抱怨，对外卖这个工作心存感恩，因为这份工作切实地解决了她们的困境，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处境。

我采访的外卖小哥中，除非是在做外卖前已经结婚了，如果想在送外卖的时候找个女朋友，成个家，非常不容易。

他们虽然收入不少，但是拼的是体力，赚的是辛苦钱，属于高危行业。我听说过一种说法：“两种人不能嫁，一是泥瓦匠，二是快递（外卖）小哥。”

疫情后，服务行业有20%的人流到外卖业做外卖了。还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如果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也会进入到外卖行业。所以我们会看到外卖员越来越年轻化，学历也逐渐走高，大学生整体占比接近二成。

外卖员李帮勇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他说感觉到外卖员明显变多，饭点的时候商场里都是在那等餐的。分到每个人头上的单少了，提成也在减少。

一箱啤酒扛到八九层楼，原来有补贴，现在也没了，配送范围从3.5公里扩大到4.5公里。李帮勇的月收入从五六千元降至四千多元，接下来也许会更少。

与此同时，外卖员整体的素质也越来越高了，一代比一代强，我是有切身的体会。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素质，是超过我们这代人的。

之前有一个调查，只有27%的外卖员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有小哥说：“送外卖让我变得越来越自卑。”

外卖员的准入门槛不高，但不是谁都可以收入过万。我接触了很多“单王”，他们的智商或情商都是非常高的。同时这些人又非常善良，比如黄远义，放在平时分秒必争，但如果有人跟他问路，他都很耐心地停下来，指点清楚了，然后才往前走。

我们经常看到新闻报道说，小孩从高空中落下来，外卖员伸出手把他接住；有人落水， 外卖员跳到河里把他救出来；煤气罐要爆炸了，外卖员冲上去……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哪怕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群有担当的人。我了解到一个数字，疫情期间，一个外卖员的出行，可以让25个家庭不必冒风险走出家门。

武汉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赵彬看到空荡荡的城市，他的眼泪就会流下来。另一个外卖员王涛，他原来是一个施工队的头头，因为事故赔光了身家，只能来送外卖。自己都很惨了，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武汉“封城”的日子里跑了800多单。

所以这个群体，我越是深入采访他们，对他们越是尊重。不论处境多么艰难，他们都可以说是站着做人。也希望更多人理解他们，对他们多一份尊重，少一些不必要的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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