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姑娘插竹叶：中国农村下层个体农户再生产的困局——广西地区荔枝、龙眼产业调研报告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也是人类最早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的系统性方式。相应的，也是受到自然界所约束最大的产业。

今年华南前汛期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与往年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南海季风还没爆发，华南地区水汽条件就已经非常充足，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加之青藏高原和华南地区的环流异常，导致华南地区降水强度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这与厄尔尼诺存在明显关系。预计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新疆等地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中国气象局：《2024年我国气候特征前探》）就此次调研的广西东部、东南部地区而言，5月与常年同期相比，降水偏多3成至2.7倍，其中右江河谷，桂南部分市县及西林等地偏多1倍以上。6月份出现了3次强降雨，6月1日-19日全区平均降水量325.1mm，比常年同期偏多近7成，为历史同期第2多，大部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3成至2.0倍。

在2024年广西洪灾中，浔江、黔江、西江、桂江、湘江、柳江、贺江及郁江等48条河流79个站出现超警0.03-5.07米的洪水，农作物受灾面积16149公顷，农作物成灾面积2513公顷。

“今年几乎没有产量，如果雨水下多了，荔枝没有那么甜，表皮会发黑，会烂，今年的天气太极端了，没试过荔枝结果的时候下雨下一个月的。”2024年上半年的极端气候灾害直接冲击了华南。而广西的纬度更低，其广泛种植的桂味、五月红与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是相对花期、结果期恰恰与今年华南雨水灾害频繁的4、5月所重叠。从经验上看，极端天气导致荔枝树开花期延后，且花期遭遇阴雨天气，影响了荔枝的授粉和果实发育，产量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对于许多调研对象来说，这直接就意味着收入的亏损。26号贵港调研伊始就不断从农户口中得到失收，无产量的说法，或者是产量微乎极微，主要是新近几年种植的新品种可能还保有产量。尽管，荔枝的广泛失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也带来了荔枝价格的高涨。调研队伍在回到休息地时便遇到了兜售荔枝的散户，其标价高达八十元一斤。可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所提到的，商品与货币存在着“惊鸿一跃”，农户一旦不能实现其商品的价值，则价格再高，与他们也是无关的。

“我们一点点产量外面来的人不收的。”有农户如此说道。对于绝大部分果树失收而没有保底性产量的广西下层农户来说，他们微薄的产量难以被纳入到专门客商的收购渠道当中，而外地客商一直以提供较好的销售条件而被农户认定为主要销售对象。南盛村调研时有农户反应道：“以往收购的客商都会把车开到村里，但今年没有，我们得拿去外面的市场卖。”

另一重要的销售渠道则是合作社。钦北区小董镇大苏坪相对来说在合作社建设上面更为完善，从农户的反映上看，合作社提供了一个托底性的统一收购渠道。但对于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来说，他们往往在合作社收购时候日期的制定与相关销售细节难以有协调的能力。“我就希望他们能早一点来收咯，不然荔枝都晒烂了。”一位年老的农户如是说道。

荔枝价格高涨，“奇货可居”，并不代表着下层农户能够拥有议价权。当他们选择自行在由村镇县构成的层级农贸经销市场进行销售，则更为不利，其销售价格必然要经过层层转销商中介的抽佣，以及承担包括运输、等候买家、荔枝保存等更大的销售成本。

广西是水果大省，灵山县素有“中国荔枝之乡”的美誉，在2023年全省共产102万吨荔枝，而2024年只有41万吨。

如果我们回到更为宏观的荔枝市场体系当中，这些不能“变现”的农户对于价格体系来说并非毫无意义。恰恰相反，他们作为实现的价值的外部性构成，他们未能够成功实现的价值仍然在观念上作为成本去进一步提高了市场上荔枝的价格。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市场并非如它产生的那般公平一致，它必须在现实的特定结构上面去实现自身。这不仅仅是说农户本身信息闭塞或者受制于某种在地性，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和全国基础建设日趋完善的背景下，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所附带的人身-土地的约束关系影响不再是那么明显。即使是对于许多年老、不使用现代智能设备的农民来说，假设在一个足够发达的农村市场当中，作为实际的生产者，现代化总是能够有相应的人口分工来填补他们这种缺失的。每当这种政治经济学上的权力有机会凝聚起来时——这一般称之为自发的农业资本的形成——这种从自发到自为的似乎更为现代化的农民-农业关系进行再生产时，便总是会被打断，甚至于坍塌（由于农村低保、农业税的取消、土地承包制度，后者并不会轻易发生）。

我认为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引入对照。2009年起，随着通货膨胀向普通商品蔓延。大蒜价格居高不下，衍生了“蒜你狠”这一网络流行语言。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姜长云曾表示，在丰收—跌价、减产—涨价的轮回中，农民每次都滞后于市场的脉动，永远“踩不准点”。此前，这种情况在香蕉、橘子、白菜等多种农副产品市场均有体现。他建议，国内亟待建立有关交易市场，以规避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现象的一再发生。尽管荔枝不能单单从这一模型去考究其价格的“荔害”，荔枝对于人们日常的需要来说肯定是不如姜、蒜等农产品的。但姜研究院所建议的“交易市场”在2024年的今天，已然趋于完善，只是并不如其想象的那般。

2023年，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9部门办公厅（室）印发《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对建立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农村商业体系作出要求，县城商贸综合体和乡村电商随之蔚然兴起。2024年1月，广西全区已建设县级冷链物流集配中心72个、农产品产地保鲜仓（地头冷库）4470个，总库容量259.85万立方米。农业冷链物流基本覆盖了从产地储存、预冷到中间的冷藏、加工、运输再到销地配送、销售等农产品流通的全环节，同时影响带动全区农产品产地低温处理率超过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

——《广西日报》

农户即便对于数据来说是陌生的，但对于基础建设迅速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入村”肯定是有所感知的。包括调研团队在内的，诸如农业站工作人员、专家教授、经销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和中介此类“新农人”越来越“发现乡村”，更是这种现代化的表现。他们带来了新的知识，力图让农村生产更契合这种知识的指导。当然，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在数十年前就开始进行。在调研当中所采访到的一些年老的农户完全不如我们想象般的落后，他们普遍理解化肥农药的施加、学习有利于果树生长的绿色技术已经长达二十年了。技术上的知识可以通过观察与经验不断矫正，而营销与电商对于农户来说，成为了一堵高墙。

在高墙之后的电商平台，专攻农产品为主要产品的“东方甄选”发布2024财年（2023年6月1日至2024年5月31日）业绩，该财年公司总营收约70.7亿元，同比增长56.8%，经调整净利润21.8亿元，同比增长100%。每月，数以亿计的农产品通过东方甄选等大小电商经营者依靠物流网络送到全国各地。广西玉林龙安村也想着乘上电商的春风，也开展着自己的“直播带货”。“但说老实的，我们怎么比得过那些大主播呢。”参与过两次直播的农户表达他对直播售货的真实感受，像龙安村那样淹没在算法洪流当中的村庄在抖音当中数不胜数。只有足够强大的主播和直播公司才能够保持所谓的“高性价比”——这在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当中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一个点。农户进一步说道，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希望村里能够开发一块大一点的空地，以便外来的客商可以把车开进来拉货。

不过现在东方甄选也散摊子了，令人感叹。

外来客商们比农民更能够理解市场，并且随着他们逐渐接入商贸综合体，不难理解他们更倾向于进行多元化的收购与销售。2024年7月中旬，宁夏西瓜丰收。瓜农不满四毛一斤的瓜价而临时加价，其背后的原因在此处不多加阐述，直接导致的是客商拒绝收购。市场化的发展也意味着“自由选择”的发展，更多样化的其他水果能够作为替代物被选择，并且往往做出这种选择的不是消费者，而是二级经销商与平台。

“荔枝贵，大家就不吃荔枝咯。”一位农民谈到这个问题。失收灾害对于农户来说是实打实的，他们就好像是居住在河流下游的人，只能不断加高堤坝。而电商平台与大商贸综合体就好像是居住在河流上游的人，如果洪水泛滥，他们很轻易搬到更高的地势。必然性当中闪烁着偶然性，普遍的失收并不意味着没有幸运的农户能够借助现代化的技术与销售渠道去保证自己的收入。宏观来看，川渝地区成熟较晚的荔枝便吃到了价格的红利。无论是遭受灾害的人挣扎逃生时祈求地势较高的居民扔下游泳圈，还是幸运的人避开了洪水，他们都要仰望在高处的居民。

电子交易平台与商贸综合体，由于对流量和市场的占有，必然要收取一定数额的“租”，例如抖音平台一般对个人直播礼物的抽成是70％，对公会直播礼物的抽成是40％到60％，而直播带货则另有抽成比例的规定与计算方式。也就是说，即使是丰收带来的“真金白银”，互联网平台和统一经销商总是会抽离一部分，“丰收”带来的巨额利润最终流向的是中心地区的市场化平台。如果有人一定要说边缘地区同样也是受益者，那么有必要提醒一下，这所谓的“受益”是以社会再生产的彻底让步为代价的，这一点我们会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当中继续指出。反之，如果出现了失收灾害，电商平台与大客商们会更倾向于放弃特定的受害产品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当中选择其替代品。而受灾产品本身也内化成了一个新的议价权策略，但掌握这种权力的主体也并不是农户。单个村庄、个别农户可能因为对这一新态势的更好融入而掌握更好一点的议价能力，但这也意味着更多村庄要卷入这条资本积累的次序链。

由于中心城市和地区在物质生产上对互联网的掌握和垄断（市场化平台），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创造的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利，事实上是围绕着这些中心的；如果说存在“丰收”与“灾害”的波动而构成了农户在农业生产当中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丰收与灾害可能对农民意味着风险的存在。而对于背靠中心的市场化平台而言，要从“泼天富贵”中渔利几乎不存在成本的波动，也几乎不存在承担“投资”的风险——它们的盈利模式以及它们在整个产业链条中的资本份额占比，就决定了其相对于边缘地区的稳定性。只要定期的、持续地有不同地区“丰收”的发生，总是会有更“泼天”的富贵供其汲取。反之，市场化平台总是可以逃离灾害。华南地区（尤其是广西）的荔枝失收、减产的现象是触目惊心的，我相信参与了调研的同伴们都对此认识深刻。但经济的损失并没有太多蔓延到一整条产业链上，灾害被农村所内化吞没。有所区别的只是大型连锁商场和电商直播平台少上架了荔枝，或者是博眼球式地“一粒一粒卖”。

“蚀唔蚀都要种嘅啦。”受访农户大多表示，即使是今年因为自然灾害而亏损，但仍然会坚持进行荔枝的种植。调研问卷的最后，是询问访问对象是否仍然对荔枝、龙眼产业具有信心。大部分农户都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他们的神态也是显著的，比起是得意，更多是一种麻木——难道我真的可以表达自己没有信心吗？或者说信心到底是对于阴晴不定的自然回馈，抑或是失衡的市场权力再分配的可能？

当农民谈论是否对从事的种植产业具有信心时，他们到底在谈论的是什么？如果有信心，那么他们是认可自己能够在现有的发展路径当中获益吗？还是说能够对其进行修正？如果说没有信心，那么否定的是产业本身吗？还是他们意识到这种否定，归根到底会否定他们的生活本身。

在前一部分的讨论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广西荔枝种植户们所承担的不只是灾害带来的亏损，荔枝产业市场化所带来的风险也日趋嫁接到了农民的身上。其实这种说法乍看是一个伪命题，商品化荔枝的历史由来已久。专门的蔬果种植本身就是要建立在商品市场的背景下的。但如果对后垄断时代出现的对剩余价值控制的倾向视而不见，缺乏对在市场当中各主体的权力结构再生产分析的话，无疑也是一种刻舟求剑的观点。下层农户在市场当中逐渐沦为大平台的附庸，很多人会归咎于是东亚社会的小农经济症结，下层农民的经营呈现分散的状态以至于不能够形成稳定的结构去抗衡平台化经济的侵入。但这样二元对立的角度实际上也割裂了现代化、市场化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改善三农情况的关系。同时，农民群体本身亦具有机会主义的寻租倾向，以及实际上种种不利于农业发展的陋习。纯粹对立的观点不能看到农业的自然风险是怎么被市场当中的权力主体宰制，除了造成经济账本意义上再生产投入断裂，也直接波动了农民生产者身份这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后者往往也是农民这一身份的缺失所造就的。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当中（在农民对从业年限的叙事里面，这是时间线的起点），市场也同样给予了农民进行替代性劳动的机会，也就是在外包了自身的土地权利之后，依靠宅基地和“老家人”为大后方，进入到城市进行务工。农业生产者的身份因而被动摇许久，当农业生产收入可能只作为其收入的较小部分——并且农民必须要依靠着一次有效的收获和成功出售其农产品才能换取他所需要的现金，务工远比这直接得多时，农业劳动、家庭性劳动和附带性身份再生产的劳动就会相应减少甚至趋无。

青年、中年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将土地交给其他人打理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农民通过自发的寻租行为使得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又往往得到了以家庭劳动强度为限实现了再次的集中化，这使得了农村人地矛盾对于这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并不严重。尤其在广西这一劳动力输出的大省，东部与东南部的农民凭着语言更倾向于前往广东务工。在后疫情时代，就业率被地方政府看作是经济的重要绩效。按照广西政府网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粤桂协作部门通过开展专场招聘、“点对点”专车送工返岗、共建稳岗就业基地等举措，保障农村劳动力就业。今年1—4月，已帮助37.68万名广西农村劳动力在区内外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20.51万人；新增就业6万余人。

另一方面，县域承接的产业转移也不断吸纳着劳动力。这种流动并不是单向的，农村往城市转移超额劳动、城市回馈农村的却是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分摊。“就是，他们（子女）平时不会专门给你寄钱？”我曾经直截了当地去询问这个略有冒犯性的问题，因为我担心受访农民始终会隐瞒自己家庭的收入。而我得到的回答也大多数是无可奈何的否定。温铁军教授形容地将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的蓄水池，而蓄水池的弹性也随着这人口的流动的频繁而逐渐紧绷。

我们所调研的村庄更具有特别性，由于当地特殊的历史背景而至少是初具固定的荔枝龙眼产业，使得农民能够相对固定地进行荔枝龙眼种植。仅仅就访问的对象而言，一般也是相对稳定的全职农民，可是有趣的是，认真倾听他们的表述，他们仍然把“不外出打工就不能以维持生活”去强调务工的重要性。如果数据是真实获取的话，外出务工的收入对于下层农户生活的占比实际上并不高。因为工价尽管是相对务农较高的，但是并不是时常能够得到工作。但无论如何，外出务工这一城乡二元叙事里面的长久命题对于农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略的景观。法国哲学家居依·德波指出，在当代消费主义社会中，“景观是人们自始至终相互联系的主导模式。”

德波曾经说过，景观的存在和统治性的布展恰恰证明了今日消费主义的合法性，人们在对景观的顺从中无意识地肯定着现实的统治。所以，景观也是当代资本合法性的“永久在场”。这话指认了景观的意识形态功能。具体而言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它通过肯定性的表象，将人们困于“已做出的选择”。如果说对于都市居民沉溺在五光十色的广告当中，出于表层的理性而轻信“专家”合乎消费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农村来说，消费主义随着市场化而蔓延，它不会因为农村消费品与服务的贫瘠而止步。

在较为发达的广东农村，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回归乡村的是在城市重担之下不乏选择新生活的相对素质较高的人口。而对于广西这一全国范围内经济较为弱势，也是长期属于劳动输出的边缘省份来说，流动的人口并不一定意味着带来知识与资金。他们一定能够带回村庄往往是一种排斥性，因为回来也意味着停留后再离去，这是广西大巴车上呈现的辩证法。广西农村成为了劳动力的生产地，也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地。“我是年纪大了，我没有办法了。”这是年老的农民几乎唯一不去外地务工的理由。留在乡村的大龄农民成为了固定从事农业生产，照看果树的农户。同样的，也成为了提供劳动去对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家庭给予照料的另一种生产者。对于农民的身份，他们被经销商所消费；对于爷爷的身份，他们被子女所消费。

在一般观念里面，农民呈现出高度矛盾的形象，在南方人口密集县乡交往密切的农村里面，农民一般刻画成精于计算的形象。农民们看“收入”来“用脚投票”，因而留在乡村进行固定生产的农民反而成为了某种排斥后的结果，自然选择对于大部分下层农民是不存在的。不管怎么样，现代化还在发生，现代意识形态下“收入”与“发展”强挂钩，为了幸福生活，农民需要现代化。作为农村缺乏知识的补充，在乡村振兴的大口号下，乡村仍然需要通过市场化与政治化被动员。反而是看似保守的稳定农户比起流动性更强的农户更热情地拥抱了现代化。他们按照专家学者、农资企业的技术人员、村委干部所倡导的新技术重新调整自己的生产，实际上也在让出自己生产的话语与权力。

德波曾经刻薄地批评那些为景观服务的专家，他说：

所有服务于国家和媒体的专家，只有这样做时他们才达到了他们的地位，即每一个专家都必须追随他的主人，因为所有以前适于独立的可能性，通过现代社会的组织模式都已逐渐减少为零。当然最有用的专家是那些最能撒谎的人。和他们的各种动机相一致，他们也需要专家是弄虚作假者和白痴。

德波作为激进学者，其观点未免太过极端，他不承认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认为世界就是一幅无处不在的景观，所以我们无从选择，更加无以反抗。在购买景观和对景观生活方式的无意识顺从中，我们直接肯定着现存的一切。德波说，“景观是一种表象的肯定和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农村现代化所带来对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实打实的、不可否认的。问题在于，这种改善始终没能够实现对农民的赋权，同样也没有改善农村作为剩余价值蓄水池的地位。

二是通过审查筛选而展现出来的景观，也必然是同构了这种同质化与排他性的生产方式。景观，当然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无论是通过人与人交往，还是通过其他标语、新式农村建筑物呈现在农民面前的各种景观，其本质都是在认同性的，或者是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的欲望结构。具有稳定种植生产的农民在传统在地性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之下，更倾向于将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所混同起来。“农民的本业就是种田。除了种田就不会别的了。”这种带有宿命论的本业观似乎并没有直接带来扎根于田野上面新的知识与经验的生成。因为农民难以享受到自己的劳动，市场化需要塑造生产与生活的分离，需要新的消费主体的塑造，就必然要制造一种实质上的分离。

新农村，意味着新生活，意味着新的身份的再生产的。这种“新”的要求是市场经济下的“理性人”。他们需要完成经过“科学设计”的调查问卷，从而达到理想状态当中“上层管理”和“技术指导”对“生产实践”的结合。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对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为引领相协调，按照服务小农户、提高小农户、富裕小农户的要求，加快构建扶持小农户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小农户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拓宽小农户增收空间，促进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使小农户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

——2018年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出《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

从广西调研的普遍情况来看，这种新的身份实际上仍任重道远。我想真正能够调研，真正能够深入农民，最大的意义无非便是感受到现实与理想形象的参差——不然只需要科学的经济报表就可以了。现代性意味着经济性，而当下以经济性、市场性、高技术性去统辖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得到的回应是不尽如人意的。农户可以用上更好的化肥农药，也能偶有学习一些绿色技术。但下层农户在不断的指导之下，仍然未能习惯思考如何精细化、数据化、经济化去看待自己的农业生产，而仍是一种笼统的不求创新的生产。这就回到了我们这一部分开头所言，与其说在市场经济当中，下层农户在进行消费-生产-消费的无限循环。倒不如说生产被扁平化为生活的日常，而且由于长期城乡发展割裂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现实所排斥成为一种消极的日常。

这种消极就是上述所言“分离”的原因，市场是注定排他性、反对异质性的知识生成的。农民自我贬低的现象屡见不鲜，受访的农民大多戏谑自己的身份与自嘲自己没文化没知识。市场化没有强有力萌发他们要经济地看待产业本身的意识，去思考投入与产出更深层的联系，反而分离了人与土地的关系。生产劳动的知识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出现的（我并非要将科学与他们的生活对立，而是阐述科学精神本身没有真正进入到他们生活当中，而仅是操持成一种指导性的意识形态），广西为代表的南方农民似乎对土地的感情并不如北方农民那般深厚。恰恰是长期对劳动而并非土地本身“精打细算”所致使的市场性策略抛荒让土地的意义得到瓦解。他们拥有土地，但恰似被剥离。

我们进入到农民的生活，看到现代市场指导对农民的非劳作时间的控制。景观的主要捕捉对象其实恰恰是生产之外人的闲暇时间。

景观的无意识心理文化控制和对人的虚假消费的制造，都是在生产之外的时间中悄然发生的。由此，资本对人的统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大大扩展了。并且，也正是由于景观能在一切闲暇时间中对人发生颠倒性欲望驱动，才使物质生产更加远离人之真实需要，从而更直接地服务于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值。

——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

丰收时候积累的资金往往被乡土社会共同体所捕获，人情支出实际上是广西农村一笔很大的支出。出现广西的红包金额更胜于富裕的广东这一情况。这也是农村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床所决定的。除此之外还有赌博，聚众赌博的现象在广西农村仍然猖獗。农民资本的积累就这样被非生产活动所消耗。

农村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的和不可接近的事物，在中国广西的农间与西方的大学在拥有自己的政治正确上面别无二致。它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在调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干部发挥了重要的角色，动员农民去参与调研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适从一种绝对正确的现代化表征。目不暇接的培训会议，讲解会议，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实际上它已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实现了。但必须要坦诚的是，农民对此是充满了疲倦的神色。“多少是有一点用吧。”这是问到“你是否觉得培训是有意义”时候几乎通用的回答，这种高度一致性迎合了另一种基于土地产权（村集体）与土地承包使用权（农户）之间动员与冷漠的矛盾的张力，但这并不是本文的重点。

景观画面中之物是不容争辩的，景观，就是强制性的独白，在这场只能屈从而无法对话的影像布展中，我们做不到对景观来一番批判性的审视。德波说：“当电视显示出美好的画面，并辅以厚言无耻的谎言般的解释时，傻瓜就相信一切都是很清楚的。”这也可以用德塞托的话形容，即电视观众“不能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写下任何东西：他始终是在被驱逐的产品之外的，在这个幻象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失去了创造者的权力，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接受者”。

举例而言，比如对现今每天的电视广告不厌其烦炫示的汽车和数码相机的性能，普通老百姓绝对不可能说出一句“不”字。今天推荐录像机，明天广告可能就展示VCD的优越性，而后天，我们就将看到高清晰度的DVD。逢年过节回到广西农村的外出务工青年在村里无所事事地散步；坐在街头巷尾无所事事地刷着抖音的老大爷。当每个家庭里充斥各种无用的电器时，不断消失又不断生成的新景观背后，俨然大供销平台、大农资企业铺展自己的产业链条的身影。如是，即为景观无声的暴力性，景观的逻辑，是幕后所塑造的隐形。就这样，农业生产作为农民生活的部分，但农民生活当中实际的生产逻辑已经不属于农民的生活。在第一部分当中，市场大平台的权力让农民恰如被边缘化，妨似农民只是他们外包的延伸。在这里，农民反过来将技术与知识被现代化景观外包出去，这是另一种权力的丢失。

不断增加的市场化与农村处于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的境况完全冲击了农民的生产权力，恰恰破坏了所谓“小农经济”其中“小农”的部分。以至于传统农民身份的再生产难以实现同时，因为在市场当中本身也是没有得到赋权的，新的经济人意义上的新农民人口难以被再生产。只能靠村干部的指令进行改造，但事实上是低效的。现代化的迷思形成的景观模糊了人的身份的同时，耽于日以继夜的“干活-生活-干活”使得农业资本的积累更是难以实现。近几年兴起小镇青年、乡县青年“文艺复兴”虚无主义的文化浪潮，也是这种失去了劳动的方向的体现。

陈劲：小镇青年

2024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深化推进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6月，广西政府出台相应关于土地确权数据化管理的方案。复杂的农村的土地产权关系长期以来形成了高额的市场交易成本，同时也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拦路虎。仅凭乡村自身的野蛮发展，现代化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编码是不可能实现的。

厘清农村散落的土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包括亲身劳作的农民在受访时也不少难以说出自己耕作的土地亩数。然而现代化终究是人的现代化，缺乏农民有效参与的现代化乡村建设是不可取的。乡土中国在经济层面上已经被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所解构仅保留其文化的影响力。而农民却陌生于农业知识，陌生于农业生产的全貌，这一理论的难题（即农业生产的主体为何反而不清楚自己的生产情况）在前一部分已经提出了我自己的理解，这是要通过生命政治才能解释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部分，我希望能够回到政治经济学上来完成这个报告。

主体性的疲软离不开背后的物质性条件，比起古代的小农那般围绕着土地以及相对的人身关系来进行自己的生产生活。封建主义依靠政治性权力关系来保证剩余价值（租税）的榨取，而现代商品市场经济解构了一切压抑着资本与劳动涌流的因素。农民们不能说他们一无所有，他们至少有自己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可市场的逻辑依然通过“失权”的方式使得农民无产阶级化。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的下层农户来说，土地本身实际上并不是精打细算的对象。真正得到精细化运作的其实是自身的劳动。所有数不清自己种植了多少株果树的农民总是对自己本年度劳动投入的了解是清晰的——虽然每一次特定劳动相应的物料成本也是难以计算的。受访的农户表示在预计收成失望时会选择减少投入甚至于弃管。

如果说生产与市场的失权致使冷漠的可能，那么劳动被替换成生产单元才真正让农民偏离了传统“农业从事者”的身份。尽管就业市场是在收窄，但在县市仍然能够有工作的机会。而对于专业的种植户来说，年老的农民几乎不再考虑外出打工。他们同时要养育孙辈，于是往往转向家庭劳动，去更多地将劳动付诸于农业以外的家庭再生产。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受访对象是一边照料自己的孙子孙女一边回答问题的。家庭再生产成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家庭账本的收支明细，它还同样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维持家庭关系和睦的花费，维持下一代教育的花费甚至维持所谓精神追求的花费；并且由于观念的改变，当下是难以再复现那种“父辈带着后辈亲近土地传承农业技术”的情况的。

这种农业生产在农村遭到意识形态上的排斥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作为祖父母身份的农民更是难以对孙辈走进田地。“这会被认为是没出息。不想小孩子帮忙了。”因而哪怕将之限定为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构成这种费用的婚姻家庭成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生活成本（消费成本）等等，也无法被抽象为纯粹的、只包含加减乘除等运算活动的数字。如果仅靠数学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就足以支撑个体、家庭乃至一个社会的生活，红包、酒席与村集体活动是不会存在的。替代性的家庭劳动的出现、农户在市场的弱势、农村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温床，三种情况的叠加让农民偏离了对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

四川某地的“坝坝宴”

尤其是对于农村女性来说，往往更要从事无偿的情感劳动。这一规定的理论来源是乌苏拉·胡斯在中对“家庭劳动社会化”的分析。胡斯认为，“家庭劳动社会化”并没有减少劳动时间，让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首先，现代服务业通过“自助任务”的方式将外部性成本转移给消费者，使消费者在进行消费时，更像是在从事一种“消费工作”，例如广西酒席许多外包的承办团队的出现虽然使消费者不必自己置办，但对其工作的监管、材料的购置、礼品的挑选与分发、通知亲朋好友这些隐性工作仍由消费者自己负责。

具体来说，这往往是农村妇女。在这里，消费者的无偿时间取代了工人的有偿时间，为服务业资本节省了相当的成本；其次，家庭劳动转嫁各种生活、工作当中沟通于女性身上，女性往往要为男人所张罗出面，这些非物质劳动过程及其成果都隐藏在了“办成事”，劳动主体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无法察觉。最后，来自农村意识形态的压力，例如村中宣传中对卫生的强调以及女性对此应负的义务。总而言之，今天人们对消费这一行为习以为常，但往往却忽略了消费过程中的追加劳动，社会再生产理论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点。

对于这样一种消费劳动，我们将之规定为“家庭再生产劳动”，这种劳动通常都是由女性承担，目的是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农村妇女包办了几乎一切的家务。在调研热情较低的村庄当中，只是“女人出面”去作为应付。很多农村妇女表示不清楚生产的具体情况而只是“帮帮忙”，但这种帮忙实际上承担了相当部分的超额劳动，作为一种击鼓传花。反而使得男性更在低效的劳动凝聚的生产方式当中趋向于懒惰、赌博。

妇女在张罗大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受访农民普遍避开谈论低保对于其家庭收入的重要构成。有一农民家里生育了五个女儿，他担忧自己的小女儿不能够有钱上初中，一家人只能依靠低保来维持生活。过剩的女性放在村庄当中则又成为了某种“降低婚育成本”的基数了。

中国的农民并不是生来是懒惰的，他们付出辛勤的劳动去希望来年的丰收。但就只局限于成为了市场外包性质的生产者（失权），且这一身份正在逐渐模糊，以及农作物生产的自然规律。尽管荔枝种植区别于水稻与蔬菜种植，它相对来说劳动密度并不高，而是更依赖自然禀赋，甚至更需要较高资本的投入去构建背后一系列冷藏运输的产业链条才能够实现价值。低的劳动凝结度以及女性在繁重家务当中的付出，使得男性为主的农户在观念上淡泊了付出更多劳动去进行资本积累的进取心。我们得知诚然有不少农户近几年有着更换种植品种做法，但这往往需要村集体去号召与动员。经济因素只能作为一个更换品种的诱因——不然为什么农民对品种本身的了解仍然是匮乏的呢？非经济的村集体动员才使得他们最终出现这种超额劳动的投入并且实现产业的发展。

没有一个有效的结构使得农户自为针对荔枝龙眼产业进行超额劳动的投入，从而实现资本的积累，恐怕只会实现的是机械复制性日常的再生长。农业经营在保守的状态下被认为只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日常，一种“谋生手段”。低保、补贴、妇女的劳动作为超额付出维持了这种保守。如果说农民嫁接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那么她们就嫁接了农民本身再生产的社会成本。

五天的调研之旅，末了动笔写这个调研报告时我其实是有一种走马观花的恐惧的。一方面我没有能力和足够的田野调查资料去做出深度的地方民族志式的调查，另一方面，如果去分析调研数据做经济报表式的报告分析我也是没有足够整理好的材料的。对于文献的研究也很仓促，从9月17日开始写第一部分到9月20日写下这段话，我一开始想着能够系统地标记我的引用文献——但我也没有精力在课余去考究每一段话了。对于我来说，这次调研的史前史认识谱系来自于安东尼奥·葛兰西《论南方问题》、吴承明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其中第二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结构》第三章《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剩余利润的三个主要来源》）、刘东旭先生的《流动空间的社会秩序》、以及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总得而言，我所阅读的关于三农问题的书籍并不多这其实给我带来了相当程度的问题。

所以我反而觉得这种“走马观花”其实才是这篇报告合适的定性，我不想给农村的发展现状下“所谓的本质性深度解析”。这绝对不是几天调研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真有这种想法，恐怕是对农民的不尊重。我只是希望将基于交谈与观察所得到现象，基于这种感受，与一般性理论结合起来从而串联生活的各个表面。这就好像是描绘一种奇型多面体，用立体主义的画法将它呈现在一个平面上面。我没有米歇尔·福柯的才华，没有那样抬着明灯在迷宫中探索的能力。可以说，我做到的只是将表象之于表象。

有许多问题我都是极其不敢妄言的，比如我不能确定外出务工劳动的收入对于农村劳动力与家庭的再生产实际上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大，又再如我不清楚农民生活的细节。可我觉得这并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断追求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数据才去做报告也是不合理的，只是在补全逻辑的链条里面，或者作为例外去修正体系本身，所需要的材料不足。同样的，这篇文章没有太多篇幅去给出解决问题，仅是在最后点出了我认为可能依靠非经济性的动员去建立一个新的再劳动化的态势。我相信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增强乡村规划引领效能，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全国各地村情及农民需求差异大，要确保乡村建设取得实效，就需要构建有效推进机制，将配置的公共资源、动员的社会资源因地制宜组合优化好，改善乡村自我发展条件，提升内生发展动力。抓住治理问题，而非简单的经济账与绩效主义，我想，美丽乡村的未来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