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并不罕见的“失败”诉讼

2024年12月27日，有关“2年被家暴16次”当事人成都小谢的家暴案件迎来了一审判决——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判定，贺某阳（以下称为：贺阳）多次家暴妻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10个月，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1年，赔偿小谢37.9万元。

被告贺阳的代理律师姚飞在为其撰写的辩护词中如是表达对案件与婚姻的看法：

“作为成年人，我们都明白，举案齐眉的婚姻是少数，而大多数都是一地鸡毛。因此，在婚姻家庭领域，特别是在当下普遍‘流行离婚’、异常脆弱的当代婚姻家庭关系下，我们的刑法不能因一个家庭，只要出现丈夫对妻子‘家暴’，不管是否情节恶劣，就苛以刑事处罚，这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内的具体体现。”

两年前的5月20日，1994年出生的小谢与大自己5岁的贺阳缔结婚姻。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陷入多次家暴。小谢现在身体四处重伤二级，五处轻伤二级，内脏永久性损伤——这是医学上的术语表达。

更为现实的一面是，她的左肾萎缩，还落下肠梗阻，吃饭和正常的排泄会有各种问题出现——除非医学上有所突破，不然她终身都将受到影响。

拿到审判文书，走出法院大门，小谢神情沮丧地低下头，面对人群和镜头，她的第一反应是道歉——向媒体、向和她一样遭受家暴的女性、向网络上支持她的网友。她说自己没能取得一个好的判决结果，让大家白忙活了。

小谢口中的“失败”判决既令人意外，又不意外——“家暴”事件背后有着各种名目的法律名词，且难以举证，难以定性。可某种意义上，“成功”也只是被文网层层包裹下的说法—

—悲剧已然形成。小谢所主张的“故意杀人”即便被法庭采纳，也无法让身体恢复如初。

她不愿意接受和放弃。

2025年1月初，在判决下达的五日内，小谢提交了抗诉申请。随后，被驳回。目前，正着手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

不过，自今年1月开启直播带货后，小谢持续遭遇到网络暴力，近期更面临个人及家庭成员隐私被非法泄露的“开盒”事件。

3月19日，小谢发了视频公开回应被“开盒”一事，称自己将硬刚到底，目前已向警方报案，已被立案调查。

回到小谢的事件，在这场并不罕见的诉讼背后，除了引发公众对于婚姻关系的反思，以及应如何保障家暴受害者人身安全的叩问之外。复盘这次案件，展现它的某些细节，也能给到许多人启示。

两个版本

关于贺阳的故事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里，1988年出生的贺阳，出生在成都平昌农村。少时贺家穷，父母很早便外务工，贺阳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成绩优异。高考那年，因为顾忌家中的经济情况，他在父母的劝说下，放弃本能进入的江西本科院校，转投成都的一所专科。

毕业之后，他在成都工作，而后创业。最开始，和父母一样，日子过得辛苦，广告公司的业务一般。后来，生意日渐起色，也有了积蓄和车房。他瘦高、温柔，能言善辩，也会写东西。

但有时候，他会展现出过于温柔的一面，用小谢的话说是“怂”。

具体的例子是，2020年8月前后，他在和小谢恋爱期间有次三人聚会。饭后，遇上了醉酒的旁人骚扰——拉着小谢的手要她留桌喝酒，结果

贺阳用了一句：“哥，这是我女朋友”。而后，匆忙离开。

小谢说，川渝男人脾气火爆、护妻，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先“凶”对方，但没想到贺阳会是这样的表现。贺阳有过解释，他说按以往的脾气，肯定会动手。但当时，上有老下有小，如果打了人得负责任。

还有个例子是，他在庭审之上拿出了接近手写的7万字自白书，讲述了从小到大的经历。这封信，在一审的庭审之上念了大概十分钟左右，随后被法官以偏离案情而打断。

另一个版本里，贺阳脾气差，控制欲强，对钱抠搜，因为动手打妻子，他在与小谢结识之前，就因为家暴失去过一段婚姻。

两个版本相互矛盾。一个来自贺阳父亲和朋友的描述，另一个是则来自法律文书和小谢的口述。但两个版本

确有重叠的部分——比如，在和小谢结婚之前，贺阳确实体现了温柔的部分。

2020年潮冷的冬季。贺阳会跑出去为她买烤苕皮，担心怕凉了、硬了，还特意捂在衣服里保温。

如果能言善辩算是优势的话，贺阳也确实倚靠这项技能如愿完成了很多事。比如再次的婚姻。用小谢的话来说，两人确立恋爱关系不久后，贺阳就不时以“激将法”在对话中穿插着聊起结婚的话题。

“你是不是不敢结婚？”“有本事就结婚啊！”“一年内还不结婚，就分手。”

有时候小谢能躲，有时候不能。直到2021年的5月19日，类似的话题再次被提及——这次小谢接下了：

“有什么不敢，结就结。”

于是有关二人的叙事，在2021年5月20日，他们站上婚姻宣誓台后，才有了各种纷杂的视角：

如果她没和他在一起就好了；如果在第一次家暴之后就离开；如果早把人抓进去就好了。伴随着诸多“如果”，还有数不清的为什么？但这些都是上帝视角的解读。

没人愿意看到悲剧的发生。小谢曾在媒体镜头前展现过的那些伤口，像宣誓台前的相机快门声，把前一秒还存续的婚姻与感情，永久地送给了历史。

双重滑落

贝尔·胡克斯在《关于爱的一切》当中将女性在失落状态下寻求感情寄托定义为“补偿”，指的是在事业或家庭领域遭遇失衡时，可能会将感情寄托于一段亲密关系，作为弥补心理失衡的方式。

用王慧中在《基层女性》里面的话说是，女人在脆弱无助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找个男人当作所谓的靠山，不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小谢不知道远在大洋彼岸的贝尔·胡克斯到底是谁，也不知道王慧中。她对那些女性主义、心理学上的晦涩概念自然是不明就里的。

2019年-2020年，对她而言，在经历了第一段婚结束，与事业跌落后，身上的漂泊感日益增加。

到了2020年初，她便升起了一个想法——既然生意不好做，钱也不好赚，就回到老家成都，结婚生子——总之早晚都要结婚。

彼时，小谢的父母、哥嫂都回到了成都老家。她说，人总需要支点，事业是一个，家庭是一个。

事实上，或许从小谢的童年开始，就已为这样的选择而埋下伏笔。她出生在平昌农村，是川渝人口中的“幺妹”，上面有一个长她四岁的哥哥。

早年家庭条件不好，小谢的父母在千禧年便外出北京做生意，4-5年后回到家乡，举债盖起了村里第一栋三层楼的砖房。

哥哥谢德说，小时候父母从没打过妹妹，自己也对妹妹照顾有加，上学帮忙背书包；两人虽然年

级不同，他几乎每天中午都会透过栏杆送盒饭。这在谢德的口中，是妹妹成年后缺少自我防御机制的原因之一。

有一幕场景，是小谢一直没忘记的。父母坐着车准备离开家乡赴京打工，她就跟着后面边哭边喊。后来父亲在她成年后聊起这件事，说的是她在后面喊，两个老人在她前面抹着眼泪。

也是因为心疼孩子，怕兄妹俩成了留守儿童。于是，在2005年后，家里的经济情况有所缓解，就把他们接到了北京上初中。

父母为了帮助她度过不同环境的适应期，还特意找了同村的小朋友和小谢做玩伴。总之，现在回忆起来，小谢说，日子过得安心，几乎也没吃过太多的苦。而且，只要家人在身边，好像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了2015年前后，大学毕业的小谢选择创业。她借了15万，在西直门边上的动物园服装市场租下档口。现在看来，那是个服装行业的风口。小谢记得清楚，自己仅用了58天，就还完了借来的15万贷款。

那之后，她说自己去过雍和宫求签问卜，里面的师傅说，她未来的事业不差，但婚姻可能会有些问题。这话看来与她的命运悄然重合。

2018年，小谢已步入婚姻，事业顺遂。那时，她手头有接近200万的存款。但不甘心做服装批发，想要到广州把生意做大，不仅要有档口，还要有后端工厂。

这一次，好运没有像之前般眷顾她。在广州，工厂做出的成衣滞销，生意不复从前。

2019年下半年，她带着仅剩的几十万回到北京，在燕郊的一个服装市场从头开始——失败了，她又去了保定。再之后，石家庄、沧州——生意上，失败一个接着一个。婚姻上，她选择与当时的丈夫和平分手，领了离婚证。

心灰意冷回到成都，小谢之前的积累几近归零。婚姻、金钱——算是双重滑落。

虎口脱险

黑暗中，她隐约看见窗边飘着的蓝色帘子。她从那个沉睡的世界中苏醒过来了，却发现自己鼻子里塞了手指粗细的胃管——再往下看，一道30厘米长的伤疤——从腹部延至胸腔。肚子右侧开了一个拇指大小的洞，引出一个透明的造瘘袋——身体上，布满了大大小小21处伤疤。

边上站的是一个穿着防护服的人，拉着她的手说：没事儿了，没事儿了——那是她的嫂子，背后是转身哭泣的父亲。麻药过劲之后，她感觉到了身体传来的疼痛——这是被贺阳打了之后的结果——小谢再次遭遇了殴打。

那是2023年4月24日。因为此前已有多次家暴史，在警方的协调下，小谢在一周前就搬进了好友家，并着手收集医院就医的证据。

那天上午，她前往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并提交离婚诉讼材料。工作人员告诉她，因缺少男方户口信息无法办理，只需补齐这份材料，次日一早就可以为她办理起诉离婚。

可晚上，贺阳的表嫂多次给小谢打电话约她吃饭，并再三保证不会告诉贺阳，她选择相信。结果在吃完饭的回程路上，被贺阳拦住了。

“他（贺阳）在我下车后，就抢了我的手机，把我拖上车，带到酒店。”

在酒店房间内，贺阳翻查了她的包，包里有受伤的照片、告诫书、人身保护令的各种资料。他暴怒，朝着她吼，“我让你去报警！我让你写人身保护令！我跟我妈交代好了，我把你弄死了，就去给你顶命。”

“轰”地一声。再往后，就是一片空白了，像兔子消失在魔术师的礼帽里，连疼痛的记忆都是缺失的。她在事后努力回想，这次被打的力度比以往更重，她的胸口，鼻子被狠狠地锤过。

她还记得，自己被性侵了。还有，她恳求贺阳念在孩子的份上，放过她。她也有过求救，希望贺阳帮她买止疼药，送她去医院，但对方都不为所动。

直到早晨8点，她听到门口有人走动的声音，忍着剧痛向门口喊救命，贺阳又把她拖进酒店的卫生间，门外传来男声，“喊救命的女的再不出来说话，我就要报警了。”

“她是我老婆，我们两个吵架，你不用管。”

最后，是酒店的工作人员报了警，还打了120。到达医院已是中午，失去意识前，她听见医生说，“马上做手术”。

手术苏醒过来的那个夜晚，在麻药的作用下，她梦见自己回到那个酒店的房间，贺阳把自己按在地上，不断捶打。她脑子里的画面是：贺阳阴沉着脸出现在地铁口，她抱着孩子拼命跑。

她在ICU待了8天，昏迷了3天，她有如在地狱转了一圈，受尽了所有肉身上的折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生要用棉签沾着盐水清理她化脓的伤口，她疼得直流泪，还安慰父母，“没事、没事。”父母和哥哥也只敢在背着她时才哭。

但好在，当时的贺阳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四川现代医院出具的出院病情证明书记录了小谢身上的21处受伤部位——左肝广泛挫裂伤伴出血、十二指肠挫伤伴破裂、回盲部及末端回肠广泛挫裂伤伴破裂切除、胰头部和肺挫伤、蛛网膜下出血、脑挫伤、急性腹膜炎、左肾挫伤、鼻中隔偏曲、左侧三根肋骨骨折、脑震荡。

这一切都让她非常意外，绝望——红色的结婚本，不仅褪去了颜色，反而换来的是那些冰冷的

病情描述——这不是她预想的婚姻。

事实上，她和他的认识是巧合。

2020年，回到成都的小谢把档口的业务转到线上的直播间。随后，经由互联网的扩散，来到了贺阳的视线中。他向她发来私信——

“咱们是巴中老乡，有空一起出来吃饭。”

老乡俩个字对于大多数在外漂泊过的人而言，是让人放下警惕和戒备的最佳用词之一。小谢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北漂，能够在人海中遇到一个四川人都不多，更别提平昌县城的同乡。

于是，一方面是老乡，另一面是生意，小谢和贺阳交换了联系方式。

2020年3月前后，贺阳曾邀过她吃火锅，但被婉拒。直到当年的7月初，两人第一次在火锅店见面。她对贺阳的第一印象不错。他大小谢4岁，1米78的个子，高瘦，看起来斯文、老实，学美术出身，做广告和装修生意。

小谢觉得，

贺阳有上进心、没有不良嗜好，更重要的是老乡的缘分。几个月后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开始同居。

同时，小谢靠着此前的积蓄在成都开了新的服装档口。他会每天开车接送她上下班。每逢节日，贺阳都会送上一束鲜花。她知道他有过婚史，还育有一个孩子。他也知道她之前的婚姻经历。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发给小谢父亲的微信里，贺阳如此形容自己对小谢的感情：“我看中了她的勤劳、吃得苦和能干。”“一个女孩子走南闯北到处漂泊流浪看着让我心痛。”

小谢说，两人婚前也算过账，没

过去的坏账、经济纠纷，互相也有工作和积蓄。她本身就对钱不那么看重，也厌倦了漂泊，想着跟

贺阳

在一起可以离父母近一些，老家有事也方便照应。

到了2021年5月，两人登记结婚。小谢发信息给哥哥，通知了他领证的事：“我觉得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好像又挺对不起我自己的。”

按照谢德的说法，家里人对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赞成，他和贺阳几次见面下来，觉得他（贺阳）人不行，“都不敢眼神对视，内心缺自信，还带着孩子”。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妹妹

喜欢，在谢家人看来，每个人都是个体，得尊重她的个人选择。

不过，命运似乎在某个时刻会给出相应的提示。结婚那夜，小谢在老家顶楼的天台上毫无缘由地大哭了一场。

被看见的、被消失的

后来的故事里，小谢成为“是小谢”——“2年被家暴16次”的当事人。

第一次是2021年7月9日，彼时小谢已怀有身孕。贺阳的儿子跟她说，贺阳与前妻在一起去机场时，把头靠在前妻的腿上。

她发微信问贺阳是不是有这回事，结果他从客厅冲进卧室，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扇她的脸，吼着“让你瞎说！让你瞎说！”

有人帮小谢报了警。她想让警察帮忙拘留贺阳，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说合，“办案有流程，不是你想拘留就能拘留”“你想想，拘留就要有案底，对孩子不好”“你看你们都结婚了，差不多就行了”。

他们在送小谢回家时对贺母说，你转告你儿子，以后不能打老婆，再打就要拘留了。她看了一眼贺阳，他像个没事人一般就坐在客厅，看着电视。

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应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那天，小谢说自己还在卧室听见贺家人的小声交谈，“他怎么还家暴，还以为他这几年改了。”父母的言外之意最后落到了文件上。在贺阳的抽屉里，小谢发现了他与前妻的离婚判决书——

“婚后因被告脾气暴躁......常对原告恶言相向、大打出手，致使原告无法再与被告生活，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事实上，这份判决书在婚姻登记的时候就曾出现过。按规定，登记结婚时，双方需要出示相应的登记资料，比如户口簿和离婚证。但贺阳此前的婚姻是以诉讼的方式结束的，只能以判决书作为离婚证明。小谢说，要是一开始就知道他跟前妻离婚的原因，或是在婚姻登记拿资料的时候看一眼这个判决书的话，一定不会跟贺阳结婚。

婚前，贺阳就经常说脏话，隐约透露出脾气不好的一面。她曾半开玩笑地问贺阳，“你这么爱骂人，不会家暴我吧。”他则打趣，“怎么会呢，我的前妻家暴我还差不多，她不仅嫌我家穷，还要拿刀砍我。”

小谢后来才从贺阳的朋友处得知，他说前妻“要拿刀砍他”是真的，也是源于一次次被贺阳家暴后的忍无可忍。

2022年1月，怀孕8个月的小谢再次遭到殴打——他用取暖炉砸破了她的头。

她告诉了谢德。看见大着肚子的妹妹脸肿着，头也擦破了，谢德想要以暴制暴。可贺阳玩起了消失，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小谢在那期间想着的就是离婚，也找过律师咨询。当时律师劝她，孩子都要生了，还是等到生完之后再做打算。

但到了春节，贺阳进门后扑通一声跪在小谢和她的父母前，哭着扇自己耳光，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并写下承诺书，“保证以后不会动手，再家暴就赔小谢100万。”“等孩子出生就和平离婚。”

小谢原谅了他。她以为，像贺阳这样视财如命的人，能写下赔100万这样的话，应该是不会再犯了——但实际上，小谢正陷入“暴力循环”中。

用心理学家勒诺·沃克的话来说是，“没有离开家暴的人，往往都与施暴者回到一种被称作’暴力循环’的反复关系模式中去。”

勒诺还将暴力循环划分为几个不同递进的阶段：

比如，第一阶段是紧张的压力期；第二阶段是，急性的暴力期，施暴者会对受虐者发生肢体，性或者语言上的侵犯。在第三阶段的和解与蜜月期，施暴者可能会为暴行道歉并且保证不再重演，甚至诬陷受害者导致暴行的发生，还可能把暴行化小。第四阶段的平静期，双方的压力会降低，加害人感到后悔与惭愧。直至下一个紧张期的到来。

于是，就如同勒诺的理论一般——2022年9月25日，暴力的殴打再次发生。

那一天，坐在副驾

的

小谢

说，想给半岁的女儿买一个198元的儿童餐椅，

贺阳

指责这是“乱花钱”“上个月不是给过你1000块钱了吗？”

她拿出手机调出账单与他争论，“我又不是没有挣钱的能力，是你不让我出去工作的，这1000元都是花在家里的，一杯奶茶钱我都没为自己花，让你买个东西你又不肯。”

贺阳被激怒，从驾驶座旁抽出一把20厘米长的户外钢刀，砍在小谢的头上，又拿着刀捅了自己的右腿两下，冷冷地说，“我待会跟警察说这是你捅的，扯平了。”

当天，小谢又和他进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贺阳承认了自己动手的事实，但却坚称小谢也砍了他。民警让小谢先去医院缝针，扣留并调查了贺阳一夜，认定贺阳家暴的事实，并对他开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

那之后没多久，贺阳在上班前突然质问她，“我的微信背景墙是你和孩子的照片，为什么你不用我们的全家福？我很丑吗？很见不得人吗？”

小谢又遭到一阵拖拽和拳打脚踢。

2023年4月15日小谢再一次被家暴，报警后要求拘留贺阳。经过协商，两人在派出所签订了离婚协议:“以小谢净身出户，每月付贺阳5000元抚养费”为条件协议离婚。但走出派出所后，贺阳便告知她，自己不会答应离婚。

随后不到10天，小谢面对的就是冰冷的ICU病房。

上述的这些暴力行为并不足够涵盖小谢的遭遇，按照她自己的统计，类似的暴力大大小小

统共有16次，但由于法律的认定标准不同，实际庭审时法院认可的只有5次。

2023年5月22日，贺阳在看守所给父母写的信中提到，“我已经做错了，伤了小谢。我们就不要再错了，给以后的小谢和女儿增加负担”。

舆论场

事实上，很多人都没想到小谢能走到现在，包括她自己。

自从2023年6月19日，她以“是小谢”为昵称发布第一条有关“家暴”的短视频以来，收获了2977.6万次点赞。

这个不足10秒的视频，不仅成为家暴受害者宣泄情绪的引雷针，也让舆论场的效应得以展开。

首先吸引而来的是网友——正面的负面的，二者皆有——这让她陷入自证漩涡。在贺阳的辩护律师姚飞将辩词发到网络后，“再婚”“夜不归宿”“出轨”“根本没有16次家暴”“衣着暴露”等，各种真真假假的说法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的讨论里。

有人说，她

也是再婚肯定有问题，有人说她出轨是事实。

小谢

看到这些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击，她拿聊天记录，拿出证据说自己根本不存在出轨。

还有网友扒出了她之前写过的一份保证书。事实上，那是一个所谓的“乌龙”。公安机关开具了《家暴告诫书》后，让贺阳写了保证书，当时贺要求小谢也写一份。在警方的劝说下，小谢说自己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写了。

社交媒体上的喧闹之外，媒体、同样的家暴受害者们也接踵而至。小谢的案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以往的经验，“家暴”的案件媒体并不会长期跟进。

一是，案件当中的线条像拧成麻花的绳子，许多发生在两人身上的事情，无法用文本证据固定，长

报道要衡量公众价值，短篇又容易淹没在新闻海洋。

二是，“家暴”是个老话题，也并不新鲜。媒体如同古代的谏官，不断写，不断说，但类似的情况似乎永远无法杜绝。受害者依旧是受害者，加害者也依旧未见减少。

长期关注家庭暴力等性别暴力问题的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表示，2016年《反家暴法》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法院关于家暴离婚诉讼中对于家暴的认定比例，并没有因为法律的施行而出现明显的上升（基本持平）。

但小谢之所以广泛被媒体关注，原因在于，她不仅是个相对完美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因为她的经历足够“极端”，她也从未拒绝过在媒体面前袒露这些。

机缘巧合下，《

帮女郎》的高高成了媒体记者里最特殊的那个。她比小谢小一岁，上海人，但却是个“死磕”派。她跟着

小谢

回过老家，去过北京伤情鉴定中心和各种现场。甚至连许多记者无法进入的法庭，她进去过，也总会在门口蹲守第一时间的消息。

渐渐地，高高打破了受害者身上常见的戒备，和小谢熟悉起来。她所在的新闻机构也给了她足够大的支持，允许她一直跟进

事件，即便到了12月27日的晚间，许多媒体逐渐沉寂，记者撤离。她还是在拍视频，剪辑、发布。

尽管小谢一直都用感谢二字来回应每位媒体记者，但高高并不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帮助”。

“我一直觉得家暴是应该被关注的议题。之前没做一方面是有很多受害者证据不足，还有的是因为受访者自身的‘耻感’，答应采访，后来又推脱、拒绝。而小谢不是，她勇敢，又是个几近完美的受害者。”

家暴

受害者们也因为

小谢

在网络上的发声而拧成一股绳。

今年的几场庭审，每次都有深陷家暴的女性在外驻守，她们用各种方式给予小谢支持与温暖。12月27日，走出庭审的小谢收到了她们送来的鲜花。28日，在法庭不远处的酒店里，三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家暴受害者和小谢住在一起。

她们将小谢视为某个标志性人物，说她给了她们希望，让人知道离婚是有可能的，让人知道女性受到的伤害应该被看到、被正视。但有时候，可悲的一面也会显现。小谢在镜头前被媒体、网友追逐，更多的受害者会消失在茫茫人海视线之中。

小谢说自己会内疚，会觉得抱歉。“如果我的案子能重判，大家才有希望，可是……但我不想放弃……”

除了婚姻之外，小谢其实非常理智。她清晰地知道，舆论场对自己和案件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媒体，受害者，甚至是前来免费帮助她的公益律师。

“大家都有要达成的东西，无论是名声、流量，这点我很清楚，但只要能让大家看到家暴对人的伤害，认识到家暴这回事，那些附带的条件都能接受。”小谢说。

缺位的系统

很多时候，小谢还是感叹际遇就如同蝴蝶效应，那些看似毫无关系的事情，最终形成连锁反应。过去几年时间里，传统“规矩”一再绊住她，政策、法规、传统、婚姻、身份，全都像麻绳一样纠缠在她的生活中。

婚离不了，逃也无处逃，她屡屡碰壁。想申请起诉离婚需要证件——贺阳把他和自己所有的证件都藏了起来；钱全被贺阳控制，自己身上没钱想申请法律援助，需要开低收入证明——可没有工作要怎么开？各种条款、法规，以及框架像个迷宫，她不知道该如何找到正确的方向。

2023年7月，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主任姚克枫成为了小谢的刑事代理律师。他在接受《北

青深一度》的采访时表示，这是他认为最触目惊心的案例之一。

2023年底，小谢认识了李莹，她是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也是源众家庭与社会发展中心的创始人。李莹为小谢申请救助金，还负责她的刑事诉讼。

在接到一审判决后，她说，对于11年的刑期，倍感意外，原本她预估的刑期为20年。目前他们在抗诉申请被驳回的情况下，正在准备进一步上诉的材料，以“刑附民”的形式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希望提高刑期。

在事件背后，让李莹觉得失望的是，法院还是将案件定性为婚姻内的家庭纠纷。她觉得，纠纷二字掩盖了很多实际发生的事实。在李莹的概念里，她并不觉得发生在家庭成员内的暴力就可以因为“法不入家门”而从轻处理。按照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规定，如果是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的，还应该从重处罚。

吕孝权也持相同的观点。

他在查阅了小谢的案件后，用“暴力犯罪”来定义这起事件。针对判决，他表示，对于因亲密关系导致的暴力犯罪，不仅不应当从轻从宽处罚，反而应当从重从严处罚，因为除了挑战法律，同时也是对长期形成的人伦、亲情、信任关系社会约定俗成的、普遍信奉并遵从的良好道德的挑战，伤害性更大，性质更恶劣，破坏性更严重。

传统观念给中国的司法体系带来了奇妙的张力，这并不出人意料。

吕孝权说，在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发生在家庭内部之间的暴力行为，与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暴力行为，在文本上认定标准并没有任何区别。

“案情本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来一定配置的刑法。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因素。”

也就是说，发生在婚姻关系，或是亲密关系间的暴力，在司法认定中不应考量二人之间的关系，而应以伤势作为衡量标准。

但在司法实践中，吕孝权表示，相关办案人员确实存在（如果案件涉及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对家暴施暴人导致被害人受伤、残疾甚至死亡定性错误、量刑偏轻的问题。比如，在2009年发生的北京董珊珊家暴致死案（其夫王光宇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这都是固有观念和家暴知识缺乏导致的问题。许多办案人员始终还是抱持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想法。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任思梅在《清末民国人口贩卖与家庭生活》中，有一段与家暴相关的论述：家庭间暴力持续存在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类似事件并没有被人发现。往往只有在另一种更严重的犯罪，或是一项特殊行为迫使警方注意时，才会暴露到公众面前。

根据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2017年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1073份离婚诉讼判决书，家暴认定率为6%。更为重要的是，在认定存在家暴的案件中，有24%的案件判不离。

“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下，家暴发生的地点具有隐蔽性，难以收集证据；其次，法院对举证标准严，同时办案人员区别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也取决于他们的主观认知能力。”李莹说。

同时，在建立家暴受害者保护与施暴者的教育上，各项保障也长路漫漫。

李莹以《家暴告诫书》和《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举例，她并不否认两种措施的价值，但一方面《家暴告诫书》只针对轻微的家暴，或是没有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条件的案件。另一方面，《人身安全保护令》在签发的标准上门槛较高，施暴者违反了保护令的条例后，违法成本也偏低。

吕孝权说，对于家暴问题的除根，还是要从根本观念上进行转变。司法上，需要有详实的可操作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有了法律制度以后，还需要一个严格的司法和公正执法。

但前提条件是，“执法人员的意识转变。他们也需要接受反家暴知识的培训，使得他们逐渐从传统的婚育概念，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中挣脱出来。脱离那些常见的认识误区后，

才会对家暴有基本的了解，之后应该怎么去进行处理和审理，会有基本的操作流程与规范。

其实不论是对于施暴者、受害者，还是执法者，大家都需要一个思维意识的转变，这样才能让家暴被人正视。”

同时，也要对施暴一方给予心理和行为的强制矫正。吕孝权回忆，自己在十年前去到美国进行反家暴相关的法律考察交流，在西雅图市学习到一套非常完善的矫正机制。

家暴甫一发生，其行为直接会被定义为刑事犯罪（一般由轻罪法庭审理）。法庭会签发命令，强制施暴人需要自费参加至少连续12个月的矫正治疗，如果中途缺席出现断续则要重新计算。如果施暴人拒绝接受强制治疗，可能会被判藐视法庭罪，并立即逮捕。

可真实的生活，并不会像上述提及的那般理想。

实际上，法制教育和心理教育也确有存在于文件中。根据吕孝权的观察，法律明面上将此项工作交由工、青、妇联、村（居）委会等社会组织去做，而非更具威慑力和权威性的法院、公安机关等执法司法机关。同时，实际提供反家暴一线服务的工作者自身有没有接受持续的、系统的反家暴知识TOT培训（针对于培训者的培训，使其掌握先进的培训理念、科学的培训管理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说实在的，小谢不关心这些。尽管上述的这些解释在文本上几乎无法反驳，可对于她并不具有全然的说服力。小谢承认，自己还是很难接受法律上的结果，她觉得“失败”。但成功是什么，又能怎样，她也说不清楚。

未来

回到庭审的那天。在最后的时刻，一位法院的工作人员在和小谢的沟通中说：“事情结束后，你以后就离开成都生活吧，离他（贺阳）远一点，万一呢……”

这话听起来既温暖，又悲哀——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在面对这样一起暴力案件的时候，显得无力，且荒诞。

几天后的2025年1月2日，小谢提交了那份抗诉申请。次日，她参与了一场直播带货，这或许是更漫长的开始。许多人都不希望她卷入“带货”中，担心她经受更多的伤害，但她执意要这么做。

在一个和媒体沟通的群里，小谢说：带货肯定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当网红才发声的，我也不想啊，但是我想活着。

小谢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女人，现在，她

要

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很难说清，这个世界的善意和恶意哪个更多一些。在她接下来的几个月、几年乃至剩下的一生中，也许更多难题将涌现。然而最大的难题也许来自于她的内心。许多相似的经验都显示，遭遇家暴者的心理重建，会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炙烤她/他们。这注定是一个由接连不断的挑战构成的故事。

人们谈论着小谢的故事。谈论着悲剧的婚姻如何从天而降，就像小孩在路边随脚踢飞的一枚石子。每个人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不同的东西：恐惧，勇气，挣扎，痛苦。

1月7日晚，贺阳的父亲在电话里否认了很多事，他说自己的儿子性格纯良，温柔。

“（小谢）纯粹是黑白颠倒，混淆是非，无中生有。她一家人就像戏班子出来的一样，会演戏。”

但当提及小谢身上的伤情，与其来源之时，电话那头的父亲陷入了2分钟的沉默，然后挂断了电话。

小谢说，她要比以前更坚强，她会疼爱女儿，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以后，绝不会让她再经历我这样的事情。”

谢德说，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防护预案。贺阳出来之后，要是有任何伤害他家人的行为，他一定有办法“治”他（贺阳）。至于自己的外甥女，他会当做女儿养，原本他和妻子想要二胎，现在计划变了，他会全力抚养孩子长大。

在一波痛苦接连一波痛苦的缝隙处，小谢找到了暂时的安宁。

后记

12月28日，小谢的判决结果次日。

距离武侯区人民法院20公里外的有杏书店，进行着一场分享会，主讲人是郭睿，她之前做过十几年的记者，如今是一名刑辩律师。

提问环节，有观众问起关于她对于小谢的家暴案件的看法。她在表达惋惜之余，也感叹着说，十年前，自己就做过类似的家暴案件报道，十年之后还是如此。想来反家暴法施行至今，接近10年时间，类似的事件其实并未减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还是非常难过，但好在关注在增加。

成都的夜晚静悄悄，在那条充满着戏谑与真诚的成华大道边，银杏叶随着车辙卷起又落下。

小谢在社交媒体中如是说：不能将她所遭遇的极端个例当成社会的普遍现象。实际上，大多数婚姻还是和谐美满的。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家庭暴力，反对暴力行为，同时也不要对婚姻失去信心。

文｜丰烨

编辑｜卞皎皎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信息有所模糊

*感谢高高、遥远、谢茂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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