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校生不是坏孩子”

三年前，陆千一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西北，成了家乡大专（高职）的辅导员。作为一个外来的“闯入者”，在接下去的两年，她成了和学生们打成一片的老师，他们口中的“姐”。他们向她吐露经历，展示伤痕，也讲述梦想。陆千一将学生们的故事集结，今年10月，这本题为《我是职校生》的书出版。借助陆千一和几位学生的讲述，我们试图呈现当下的职业教育和“职业生”这个群体的一些切面：这群在大众语境里容易被“标签化”的年轻人，他们如何被塑造，如何理解自己，又如何在缺乏社会支持的情况下摸索未来。

编辑丨王珊瑚

这份真诚最终换来了信任。陈千帆说，其他老师“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陆千一“发自内心关心你”。他说，要不是陆千一引荐，他也不会答应和我聊聊。

陈千帆自己总结，他人生的转折点在初中。小学里他还很内向，是同学口里“别人家的孩子”。等进了初中，开始“不得不打架”。他成长在一个小县城，小到只有两所初中，他进了较差那所，在那里打架像是传统，不打架就要被欺负，他也和朋友一块组建队伍，加入其中。

他第一次反抗老师也在初中。那次他只是在教室吃了个苹果，就被老师叫到楼道，连打带踢，从楼道一头打到另一头，打到他实在受不了，起身，推掉了一个巴掌。

在他的中学生涯，挨打还算好的。他觉得那些讽刺、辱骂，才是钝刀子割肉。高中班主任对他说过，“看你这样，生来就是打工的，电子厂都容不下你”，又或者英语老师说的，“你们赶紧辍学吧，去打工还能挣钱”。

等到进了大专，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规则间游走。他不晨跑、不早读，“规则是留给遵守的人的”。但遇到学校大检查、或强调不能缺席的校长讲座，他也会准时出现——“识时务者为俊杰”“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

与其说相信规则，他更相信自己看透规则运作的背后，是权力和金钱铺就的“人情世故”。这也是他经历的社会展示给他的。有次他在老家跑货车，老板拖欠了三千块，他打12345，找劳动纠察大队，都没用，“全靠关系罩着”。

“规则就是给我们这种没钱没权没势的人制定的。”说这话的时候，他语气老成得不像一个2004年出生的男孩。

陈千帆喜欢开车，小时候就经常坐父亲的货车行走在川藏线。刚进大专时，他也想好好学修车手艺。但他觉得自己在课堂学不到什么。全班就一辆车，一下午的课，轮到自己操作，也就10分钟，根本不如直接去汽修厂，“三四个人教你一个”。

他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在宿舍里贴上“搞钱”两个字，有一阵还研究起《刑法》，想知道脑中的一些想法是否合法。

在陆千一的学生中，陈千帆的“社会经验”算得上充沛。这是和陆千一完全不同的生命经验。她能理解这套经验从何而来，但内心不希望学生们完全沉入其中，把金钱、权力和利益关系视为世界的唯一真相。但一个职校老师能做什么？她时常感到无力，最多只能提醒，“注意安全”“不要违法”。

有时她也困惑，自己的“理念”对不对，自己坚持的尊重与自由，真能帮助学生吗？ 比如陈千帆，他虽然成年，但是否真的到了可以独立做选择的年纪？

还有的时候，陆千一会更沮丧，乃至对学生失望。有次，一个信任的学生帮着车间的技工老师，试图卖她一辆事故车，她得知时深感背刺。又或者班上一个女生，刚毕业，就回到老家镇上，嫁人，做了全职太太，而她在学校里总是和女生们聊女性主义。

去年五月，陆千一辞掉编制，结束了大专辅导员生涯。学生们将升入大三，一整年都会实习，新一届学生又要来了，她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刚到这里工作，她也没想要做一辈子，如果干得开心，或许会多做几年，但两年多下来，她确认，这里不是适合自己长期发展的平台。

离职后，她开始系统写作关于职校生的书。任教期间，她发在社交媒体的零散观察已经引来出版社关注，也有知名媒体来采访。刚开始，她觉得这是文学创作的机会，但很快感到不适：外部视角更倾向于把职校生当成“社会议题”，而不是具体的人。这与她写作的初衷相悖。●陆千一给学生们作业的评语。讲述者供图

刚去职校的时候，她确实想创作些什么，但在那里两年多，她觉得学生已经成了生活中重要的朋友们，她不可能把他们当素材去“消费”。即便如此，身边朋友依然觉得她的文章“好像有一种刻意观察学生的视角”。

她后来觉得，问题不是自己不够真诚，而是出现在书写本身，“语言本身是一种权力”，当她用自己的语言去书写学生们的经历时，不可避免代入个人视角。但学生们的人生本身是多样的、无法被轻易概括，更不要说谈论有着1700多万在校生的高职教育。

她决定把写了半年的书推翻，转而让学生自述，她来记录、整理，要是出版不了，她就自己印一些送给学生们。

如果说这些讲述有什么共同点，那大概是不仅关于成长、关于教育，陆千一也记录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规划。比如魏伊，这个不喜欢数控的数控班女生，现在已经通过专升本，到了本科学习。她还考虑接着读研，希望未来能找一份有双休日的“正经工作”，这样可以继续做Cosplay。她用不小的篇幅讲述自己爱好的Cosplay，语气里洋溢着自信、勇气，那是属于她自己的声音。

陈千帆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看到自己讲的，成了书的一部分，他挺开心，回老家他肯定要给朋友们展示一番。但他没打算给父母看。他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那么多。

他的篇章，陆千一给取了标题，《出了学校，谁都可能是上位者》。“上位者”不是他原话，而是陆千一提炼出来的。那天他聊到与学生处主任的冲突时说，“我在外面也是挣钱的，我和你是一样的地位，你出了校门或许见到我，你还得叫我老板。”

陈千帆觉得这个总结挺到位。什么是上位者？他理解是，“就像老板对员工，老师对学生”。

离开学校后，他仍然在努力走向那个位置。现在，他在上海开网约车。住在浦东郊区，一个月800元，租下四人间的一张床位，只用来睡觉、洗澡。醒来就上路，一天至少跑十多个小时。11月初，他难得给自己放假，把车停在路边，拨通了我的语音，偶尔会停顿一下，等呼啸的卡车开过。

关于生活，他有个最大的困惑，“为什么普通人出来必须得打工？为什么攒原始积累的资金这么困难？那些富豪是怎么起来的？”

他隐约有些答案，来自他跟过的一个大哥。大哥在好几座城市有房，去年他才跟着一块去提了宝马7系。大哥干劳务中介，帮人家弄驾照，陈千帆总结说，“别人不敢干的活他敢干”“好像你要完成原始积累，一定要游走在规则之外。”

在上海这几个月，见到更多豪车以后，他修正了一点判断，大哥其实也不算特别有钱，“只能算小富”。

他心中已经规划了新的发财路线。明年，他要找4S店合作，再找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开网约车，“学生听话好管理，反驳意识低，服务意识也好一点。”

前段时间，陆千一到上海参加活动，约了陈千帆和另一个学生一块吃饭。陈千帆也向她讲了这番最新规划。又一次，不是陆千一熟悉的领域。她只能提醒几句，“小心被骗”“不要一下子铺的太大”。

这不是毕业后他们头次吃饭。陆千一觉得人与人的关系奇妙，她和学生想法多有不同，但不影响敞开聊天，反倒成长路上的一些朋友，仅仅因为观念上细小的不同，就渐行渐远了。

在他们各自回忆中，这顿饭都是朋友间轻松的聚餐。见面时，两个学生撞了衫，一模一样的迷彩裤子，三个人就在那一块笑。吃完饭，学生们开车送她回住处，一栋旧到门都不好打开的上海老洋房，很礼貌地将她送到门口，就要离开。看得出来，学生明显好奇这房子，陆千一请他进来瞅瞅，学生小心地步入，看了两眼吊顶，称赞一番，“原来这个房子是这样的”，再次礼貌地告别，“我回去啦”，转身，钻入上海的黑夜。

（文中人物为化名，部分内容引自陆千一和学生共著的《我是职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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