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下午5点收工接孩子的骑手，怎么看“单王”？

今年37岁的湖北仙桃人万灯辉，通过账号“小万狠努力”持续记录自己跑外卖还债的日子：365天无休、两年还债40万元、每天早上6点出门、晚上10点收工，外出时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因触发平台防疲劳机制被强制下线240次。这些数字，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骑手到底被什么困住了”的广泛讨论。

然而，在万灯辉身边，绝大多数骑手的故事远没有这样的起落。他们没有经历过万灯辉式的高点，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崩塌。他们只是在某个生活的岔路口，选择了这份工作——因为它稳定、时间相对自由，跑一单就是一单的钱，算得清楚。

美团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触发防疲劳机制强制下线的骑手，全国占比仅为0.54%，99.46%的骑手从来没有连续跑单超过12小时。他们每天跑5到6个小时，月入四五千到7000元，接完孩子再去跑晚高峰。没有话题，没有流量，连名字都很少被写进文章里。但他们，才是这份职业更真实的样子。

文 | 枸杞

编辑 | 百九

运营 | 芋头

北京东城区的下午，骑手站点人来人往。一个路过的骑手冲万灯辉喊了一声“偶像”，他笑着应了，语气很淡。

万灯辉是最近火起来的那个人。几年前，万灯辉还在老家湖北仙桃开火锅店，生意好的时候，一年净利润有五六十万元。2019年他判断失误，逆势扩张，撞上疫情，到2023年彻底关店，欠下上百万元债务。第二年，他来到北京，住进月租500元的合租平房，开始送外卖。他把月开销压到2000元以内——合租500元、电话费200元、每天吃饭30元，剩下的全部拿来还债。

他在视频号“小万狠努力”持续日更，记录跑单还债生活。两年多时间里，他靠高强度送外卖还掉了约40万元的债务，相关内容在多个平台引发热议，也让这场讨论从社交媒体进入主流舆论场。媒体报道还原了他的现实处境：负债近百万元，如果去做服务员、进工厂，可能要十年八年才能还清。“除了送外卖，我找不到一个月拿3万元左右的工作了。”他说。在他看来，真正压在自己身上的，是尽快还债的压力，而不是派单系统本身。

▲ 万灯辉记录自己的生活。图 / @小万狠努力

被多家媒体报道后，他受邀参加一期讨论骑手群体的播客。主持人潘乱在开场时说，小万是一个从没打过工的小老板，在人生跌到谷底后选择了送外卖。也正因此，他的经历固然典型，却未必能代表骑手群体的全貌。

跑过一段时间外卖的潘乱观察到：外卖骑手的群体，内部分化远比外界想象的复杂。有人月入3万元，有人月入3000元；有人送外卖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再送外卖，有人把这份工作当成一辈子的事业；有人从工厂流水线逃出来，觉得这是自由；有人是宝妈，觉得这是兼顾家庭唯一合理的方案。骑手不是一种人，是1000万种人。

万灯辉是其中被看见的那一个。这篇文章想讲的，是更多没有进入聚光灯的骑手：他们是谁，又在想着些什么。

空调、金戒指和一次去桂林的旅行

“你的愿望是什么？”

跑了十年外卖的宋泽刚，已经很久没听过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了，久到他的第一反应是——“好像没什么想要的”。

但再一细想，一段画面突然浮了出来。

宋泽刚的老家在天津蓟县。两年前，父母的老房子翻修了，墙是新的，院子也是新的，但家电还是旧的。夏天最难熬——家里只有一台风扇，转啊转，出来的都是热风，坐在底下不动，身上也会铺上一层汗。

还有母亲洗衣服的画面。家里没洗衣机，她只能蹲在地上用盆手搓，洗很久，再站起来，腰背不自觉地佝偻着。

房子翻新完，宋泽刚和父母商量，这次要买台空调和洗衣机。父母一听立马反对，账算得很清楚：宋泽刚跑外卖，妻子在北京食堂上班，两个儿子一个已经工作，一个还在上大学，每个月租房、房贷，生活费、学费，每一项都有去处，没有多余的钱。“把钱留着给孙子，我们忍忍也就过来了。”

▲ 宋泽刚用圆梦基金买了空调和洗衣机。图 / 讲述者提供

这两年，宋泽刚经常打电话回去商量，父母每次都是同一句话。给父母换新家电，就这样悬在心里，一直没落地。

宋泽刚的愿望装着父母。周朴芳写下的，是妻子。

长沙外卖员周朴芳结婚十年，妻子大部分时间在家照顾两个儿子，话很少，家里却总是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逛商场路过金店，她会用开玩笑的语气埋怨：“我都没有一只金戒指。”

周朴芳也曾想过咬咬牙买了算了，可月收入一万多元，两个小孩要养，大儿子身体不好，每个月跑医院，算来算去，“再等等，再攒攒钱。”这一等，金价蹭蹭往上涨，更难下手了。每次妻子提起，他只能打个哈哈揭过去，心里暗暗记着：总有一天，得买一个。

今年春节，美团给在平台跑满十年的老骑手发了一笔万元新春激励，让每个人说一个愿望，帮他们实现。填表的时候，宋泽刚想了很久，写下的还是那台空调和洗衣机。周朴芳写的是金戒指。

后来有人统计，那批问卷里，超过一半的人写的都是别人的名字。给老婆买手机、买金饰的最多，其次是给孩子买电脑，再次是给父母买礼物。

▲ 图 / 视觉中国

这些为别人而许的愿望背后，大多藏着亏欠。“媳妇一直在家看孩子，手机还是老款的”“老婆的手机用了8年了，她舍不得换”“我从来没有送过老婆贵重礼物”；有人想给父母买按摩椅，因为“父母年纪大了，不能在身边，让他们累了的时候轻松一下”。还有人想把这次许愿机会直接让给父母，拿现金实现他们的愿望，“父母年龄大了，累了大半辈子都是在考虑儿女，换我为他们考虑一次。”

十年老骑手心里装的，大多是别人。入行不久的王璐，想的却是把自己重新“找”回来。

河南人王璐生完小孩后全职带了一段时间娃。最初每天忙碌，等小孩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她反而一下闲了下来。

那段时间，王璐感觉自己“好像不是自己”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已经被困住了。情绪变得敏感，每天烦躁。丈夫消息回得慢，以前完全能理解，那段时间会控制不住地发脾气，“好像情绪就只有这一个出口”。前同事偶尔还会见面，但王璐越来越觉得听不懂大家聊的话题。社保也停了——每月要交1000多元，“快赶上一个月的房租了”。

两年前，王璐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对于她来说，这是重新建立社会身份，并且找回秩序、找回自己的一种方式。身体很累，但心里慢慢充实起来。

提到心愿，王璐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旅游——给自己放几天假，能有几天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桂林山水甲天下”，语文课本上学过的那句话，去桂林看看，成了她最想实现的愿望。

▲ 在工作中的王璐。图 / 讲述者提供

跑起来，跑下去

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要从更早说起。

宋泽刚退伍后跟家人卖过菜，后来到北京收废品。卖菜的问题是收入不稳定，忙一整天不说到了月底“根本攒不住钱”；收废品看着时间自由，其实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正吃着饭，电话来了说要卖废品，碗放下，立马出门。平均一个月几千块，“今天还没过完，就要担心明天能不能开张”。

朋友劝他去跑外卖，他本来只想过渡一下，没想到意外很适合。宋泽刚记得很清楚，2015年注册美团骑手的那天，站长卢茂林跟他说，每天跑够六个小时，保底3080元。在部队练出来的身子骨，爬楼梯不在话下；收废品走街串巷，西单的地形早就熟了。入行没多久，他就成了西单地区的“单王”，每个月到手一万多块。

▲ 宋泽刚展示2015年时的美团外卖骑手服。图 / 讲述者提供

更重要的是，账算得清楚：每个月有保底工资，跑一单多一单的钱。在很多骑手眼里，工厂流水线是死工资，坐办公室就要看老板的脸色，而外卖的逻辑只有一个：只要你跑，就有钱。多劳多得，不看学历，不看长相，不看你跟谁关系好——这种确定性，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安全感，也是一种尊严。

万灯辉在采访中说得更直接：相较于活儿太累，更怕没活儿干。他算过账，负债近百万元，做服务员、进工厂，基本上就得十年八年了。只有外卖，多劳多得，大概4到5年，债务就可以还清，“我送外卖，是为了以后不再送外卖了。这是我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 万灯辉说现在送外卖是为了以后不再送外卖了。图 / 中国新闻周刊

但万灯辉是少数。浙江大学《理解与弥合：2025年骑手职业工作实态和公众认知调研报告》显示，70%的全职专送骑手每天有单时长集中在6至9小时，众包骑手多在2至7小时。全国骑手每天平均跑单时间为5至6小时。大多数骑手，只是把这份工作当正常的班在上。

宋泽刚没想到，一跑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他看着规则一点一点在变。刚入行，超时就是罚款，没什么好商量的。后来有了申诉通道，再后来改成扣分制，跑几单好评就能补回来。他记得最清楚的是2018年，北京下大雨，路滑，他追尾了一辆车，慌了，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打电话给骑士长，没想到平台有专门的安全员，后者第一时间介入，全程陪着他处理，“赔偿的钱你不用着急，这次全部承担，因为咱们都有保险。”那是他第一次知道，平台给每位骑手都投了商业意外险。“搁以前，这种事儿只能自己扛。”

周朴芳也加入美团十年了。每月固定的收入让他安心，但他坦言，刚开始，这不是一份让他“感到骄傲”的工作。

刚送外卖那几年，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在跑单，但从不主动问起，聊工作话题会有意避开。有一次，他听到有人不屑地说，“就是个送盒饭的”，很刺耳。

▲ 图 / 中国新闻周刊

但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大儿子刚出生没多久就生病了，每个月都需要到医院治疗，有时光医药费就要好几千元。稳定的收入比什么都重要。

疫情前后，骑手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刚入职时，他一天跑8个小时就够了，最卷的时候，一天可能要跑十来个小时，“下午边骑车边睡，特别危险，可又没办法”。后来，平台上线了防疲劳机制——跑单超过8小时会反复提醒，满12小时强制下线。周朴芳觉得，这个规则挺合理，“每天睡觉的时间也更长了”，不是不让跑，是提醒大家累了就该歇一歇。

这个规则，对大多数骑手来说几乎感受不到。真正跑到那个边界的，是像万灯辉那样背负着具体压力、主动选择高强度的人。万灯辉记得，防疲劳机制刚上线那段时间，他被强制下线了好多次，起初是抵触的：“它影响我赚钱。”但他慢慢发现，停下来的那段时间反而成了空隙——“谁都打扰不到我，我就该吃吃，该休息休息。”

▲ 万灯辉谈触发防疲劳机制。图 /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

万灯辉后来说：正是因为被迫停下来，他才有时间剪视频、做内容，才有了那个鼓励了无数人的账号，“如果没有防疲劳，我还在从早跑到晚，这场讨论也不会发生。”

王璐之前当过服装店的导购，干了两个月，每天晚上11点多才能下班，没时间接孩子，只能辞职。她想要的是时间能自己说了算，不耽误陪孩子。

如今，她每天固定工作8小时，孩子学校有活动或临时出状况，随时可以停单回家。社保也重新交起来了。王璐算过，现在每个月自己掏的养老保险比以前少了将近一半，“一年下来能省五六千，不是小数目。”

被托住的生活

那些悬在心里的事，有的在慢慢落地。

跑外卖第二年，宋泽刚就在老家县城买了套房，慢慢装修完，父母生活也在改善。以前连个烧饼都舍不得在外面买，自己烙饼凑合；如今过节，会招呼全家下馆子。

这些年他也想过换行业，对比了一圈，发现大多数蓝领工作没跑外卖划算。去做环卫或保安，工资基本压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附近，逢年过节也没什么额外福利。在美团跑单，平台补贴一半养老保险，大病有关怀补贴，“这么一算，外卖反而是最合适的。”

▲ 宋泽刚。图 / 讲述者提供

宋泽刚算的是明面上的账。跑单收入之外，还有一块不太被注意到的部分：订单奖励、活动奖励、顾客答谢等，跑得多、评价好，这些加起来也相当可观。

支出端也在悄悄变化。万灯辉在东城区跑单，站点附近就有工会设的骑手驿站，跑累了可以进去歇歇脚、充个电、喝口热水。他最近在准备申请站点附近的骑手公寓——政府联合平台提供的，租金比外面的合租便宜不少。“如果住进去，每个月又能多省一笔。”他说这话时，口气很平，像在算一道已经算过很多遍的账。

▲ 万灯辉在骑手驿站。图 /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

宋泽刚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但这些年，能感觉到规则越来越往对骑手有利的方向走。从出事故有人帮着处理，到超时不再直接罚款，再到防疲劳机制和社保补贴，每一项落地，他都觉得“好像真的在认真对待这件事”。防疲劳机制刚上线那阵，宋泽刚身边也有人嫌麻烦，觉得被打断了节奏。但他理解这背后的逻辑：不是不让跑，是给了一个停下来的理由。

周朴芳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外界看向骑手的目光在变。这两年，来问他怎么入行的人越来越多了。有朋友白天上班，晚上出来兼职跑两三个小时，“跑的可都是钱啊，一天多赚一两百块，一年也有几万块呢”。 当年那句“就是个送盒饭的”，他已经很久没听到了。

王璐最初和家人约好，先干两三个月，不合适立马辞职。上手之后，她留了下来。时间自由，带娃工作两不误，旺季每天跑8小时，能赚接近一万元。

如今，她是美团骑士长，管着70人的团队。在家全职带娃时，她经常生气，总和丈夫吵架。工作之后，“突然都能想开了，心情都变好了”，出去跑两圈，什么不快都散了，说话的底气也更足了。

以前她几乎从不给自己买衣服或化妆品，每次想买，都说服自己“能省就省，省给孩子花”。现在再去商场，遇到自己喜欢的，如果在预算内，她不会再犹豫。

“既然有条件，我就对自己好一点。”

▲ 在工作中的王璐。图 / 讲述者提供

尾声

宋泽刚的父母有了新空调和洗衣机，这个夏天不用再对着热风扇；周朴芳陪美团的两位同事在金店里转了一上午，挑了一枚他老婆收到后第一反应是“这是假的吧”的金戒指——结婚十年，第一件贵重礼物；王璐说今年暑假没有台风，桂林那趟，应该终于可以去了。

万灯辉的每条视频末尾，几乎都有一句固定的话：

加油，未来可期。

▲ 万灯辉固定的视频结尾。图 / @小万狠努力

骑手不是一种人，是1000万种人。万灯辉或许是亮眼的那一个，但他不是全部。更多的人，是宋泽刚、周朴芳和王璐——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没有万灯辉那样的数字，只是一单一单地跑，把那些悬在心里很久的小事，一件一件地落了地。

困住万灯辉的，是他欠下的那些钱。托住宋泽刚他们的，是工作，也是他们自己本身——在最需要的时候，他们跑起来了，也跑下去了。

就这些。但也就这些，已经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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